毛泽东新闻文选

目录

论述
002 《政治周报》发刊理由*
003 两年来宣传工作的回顾*
004 红军宣传工作问题*
005 《兴国调查》前言*
006 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
007 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方针和任务*
008 为出版《长征记》征稿*
009 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010 《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节录)
011 收集和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民族英雄事迹*
012 研究沦陷区*
013 《中国工人》发刊词
014 纪念《新中华报》新刊一周年*
015 广泛印发讨汪救国通电*
016 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
017 延安《解放日报》发刊词
018 《鲁忠才长征记》一文按语*
019 关于农村调查*
020 中宣部宣传要点*
021 反对党八股*
022 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023 党报应吸收党外人员发表言论*
024 增强报刊宣传的党性*
025 给何凯丰的信
026 《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
027 运用舆论反击国民党进攻*
028 给秦邦宪的信
029 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
030 要使人民离开愚昧状态*
031 怎样办地方报纸*
032 给秦邦宪的信
033 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
034 扫除新闻报道中的资产阶级影响*
035 尽快去上海等地办报*
036 宣传一定要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
037 研究中央政策，纠正错误观点*
038 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
039 及时播发山西崞县土改的好经验*
040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041 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
042 关于标题、导语和综合报道*
043 宣传约法八章，不要另提口号*
044 勿擅自向外表示态度*
045 新闻工作要为生产建设这个中心服务*
046 书报上的错误必须更正*
047 纠正文字缺点*
048 各地报刊电台好文章应予转发*
049 重视人民来信*
050 要在报纸上揭发坏人坏事，表扬好人好事*
051 重视典型报道*
052 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方针*
053 《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按语
054 《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按语
055 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056 宣传勤俭建国，提倡艰苦朴素*
057 看《参考消息》就是“种牛痘”*
058 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
059 要分析，不要片面性*
060 《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一文按语*
061 培养出色的编辑和记者*
062 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
063 组织大家写评论*
064 文章的“三性”和写作方法*
065 报纸一个时期要有一定的方向*
066 记者头脑要冷静*
067 假话一定不可讲*
068 如实报道灾情*
069 要政治家办报*
070 《人民日报》要重视理论工作*
071 注意报道提拔新生力量*
072 努力办好广播*

作品
074 历史教训*
075 中共“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
076 中国政治黑暗，抗战不力，英美盟邦大不满意*
077 国共谈判毫无结果，周恩来同志返延安*
078 新华社记者评王世杰谈话*
079 中共不出席这届参政会*
080 爷台山战事扩大*
081 毛泽东主席就去重庆会见问题复电蒋介石*
082 新华社奉命驳斥和谣*
083 我军解放郑州*
084 东北我军全线进攻，辽西蒋军五个军被我包围击溃*
085 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
086 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
087 中原我军占领南阳*
088 人民解放军总部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
089 刘伯承陈毅两将军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
090 中共发言人就和谈问题发表谈话*
091 中央社窜改中共发言人声明用意何在*
092 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
093 中共发言人声明拒绝甘介侯来平*
094 毛泽东主席电复李宗仁*
095 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
096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
097 人民解放军战胜英帝国主义国民党军舰的联合进攻*
098 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
099 毛主席等复电张澜欢迎来平*
100 叶剑英将军奉命赴两广工作，聂荣臻将军继任北平市长*
101 中共中央致电祝贺各线我军连续奏捷*

改稿
103 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
104 韩钧谈晋西事变真相*
105 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
106 国民参政会开会，蒋介石氏说话不当，林虎氏予以批驳*
107 新四军的胜利出击与中国的救国事业*
108 张平群发言错误，人民要求立即改组政府与统帅部*
109 新华社记者论时局：内战危险空前严重*
110 冀南我军自卫战大捷*
111 在国民党政府当局纵容与鼓励下，反动派扩大反苏反共活动*
112 美国大量运送蒋军到东北扩大内战*
113 中共中央宣传部陆定一部长驳斥国民党中宣部声明，所谓和平方案全系欺骗*
114 蒋政府又一穷极无聊的尝试*
115 新华社记者评陕北之捷*
116 庆祝济南解放的伟大胜利*
117 蒋介石政府正在覆没*
118 蒋介石“引退”真相*
119 北平解放*
120 祝上海解放*
121 中共中央电贺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122 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
123 迅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24 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
125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动群众的关键何在?*
126 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

制作者：玉岭


论述

编者按：毛泽东同志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著、讲话、谈话、批语、按语、电报、书信，非常丰富。本书根据学习和研究的需要，从已经搜集到的文稿中选编了七十一篇。为人们所熟知的、已经载入《毛泽东选集》和出版了单行本的重要著作，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学习和时局》、《论联合政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都是新闻工作者加强思想理论修养所必读的，本书没有收录。


《政治周报》发刊理由*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

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我们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全世界帝国主义，全国大小军阀，各地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安福系〔1〕、研究系〔2〕、联治派〔3〕、国家主义派〔4〕等一切反动政派。这些敌人，跟着我们革命势力的发展而增强对于我们的压迫，调动他们所有的力量企图消灭我们。他们有外国及本国的海军、陆军和警察，有国际的广大宣传机关(路透社等)，有全国的报纸和学校。他们之间虽因利害不同时起冲突，说到对于我们，却无一怀着好意。

我们在广东的工作，在扫平杨刘，肃清郑莫〔5〕以后，划然开一新时代。广州市上实现了十四年来未有的太平；人民确实得到了集会、结社、言论、罢工自由；东征军不曾拉夫；废除了广州市场的赌博；全省军政统一；财政亦逐渐集中；病民苛税已有一部革除，其余部亦定下了革除的步骤；民政、司法、教育、交通机关均确立了改革政策；北江、东江南路反革命余孽以次肃清；坚持罢工大规模封锁香港以拥护爱国工人运动。我们并不隐晦我们的缺陷，我们不是说广东业已改造——广东之改造确还刚在开始。还有许多扰乱治安的土匪；还有许多鱼肉人民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民政、财政、司法、教育、交通诸端内幕积弊还有许多未尽除去。我们不是说这些缺陷都没有了。我们是说我们已有了一个革命的权力；已有了一个肃清土匪的机会；已有了一个与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作战的力量；民政、财政、司法、教育、交通诸端已可开始刷新的工作。总而言之，我们已有了一个革命的基础。凡所施为，一本孙中山先生革命策略，昭昭在人耳目，而香港英帝国主义，陈炯明〔6〕、邓本殷〔7〕等一班反革命余孽，无数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不免一齐向我们发抖。彼辈怨愤之余，凡所以咒诅诬蔑中伤我们者，无所不用其极。京津沪汉各地反革命派宣传机关，惶然起哄，肆其恶嘴毒舌，凡所以咒诅诬蔑中伤我们者，亦无所不用其极。全国国民尤其是北方及长江各地各界人民，所在被其迷惑，对于广东真相，完全隔绝。乃至同志之间，亦不免发生疑虑。即无疑虑分子亦无由根据事实以为切实的辨正。“内哄”、“共产”等等名词到处流传，好象广东真变成了地狱。

我们现在不能再放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向反革命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

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哄”，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

《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

接受我们对于革命工作的忠实报告，全国革命的民众起来!

根据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政治周报》第一期刊印。

*《政治周报》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机关刊物，自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二六年六月出版于广州。这个版物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合作的情况下出版的。毛泽东曾任该报主编。

注释

〔1〕安福系，是北洋皖系军阀操纵的政客集团。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控制了北洋政府。一九一八年，皖系政客徐树铮、王揖唐等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俱乐部，进行伪选，成立“国会”，推徐世昌为总统。时称该集团为“安福系”，称这个“国会”为“安福国会”。一九二○年皖系军阀在直皖战争中失败，“安福国会”随之解散。但安福系仍进行政治活动，一九二四年又拥立段祺瑞为临时政府执政，一九二六年段垮台，安福系瓦解。

〔2〕研究系，即“宪法研究会”。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恢复国会。原进步党首领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宪法研究会，以研究宪法相标榜，依附北洋军阀段祺瑞，并勾结西南军阀，进行政治投机活动，被称为研究系。当时的上海《时事新报》、北京《晨报》为该系机关报。一九一八年皖系改选国会后，该系失势。

〔3〕联治派，即“联省自治派”。北洋军阀统治期间，部分军阀政客为保持地方割据，反对民主革命，而提出联省自治的反动主张。一九二六年广东革命政府出师北伐，联省自治的主张无人再提。

〔4〕国家主义派，指中国青年党(当时的公开名称是“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的一小撮反动政客。他们投靠帝国主义和各种当权的反动派，把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反对苏联当做职业。

〔5〕杨刘，指杨希闵、刘震寰，曾是盘踞在广东的滇、桂军阀。郑莫，指郑润琦、莫雄，是广东的小军阀。他们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所支持。一九二五年所部被广东革命军消灭。

〔6〕陈炯明，广东军阀。一九一一年参加辛亥革命，被推为广东副都督，后任都督。一九二○年任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一九二二年六月，勾结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背叛孙中山。一九二五年所部被广东革命军消灭。一九三三年在香港病死。

〔7〕邓本殷，是广东军阀陈炯明的部属，曾盘踞广东廉州、雷州等地。


两年来宣传工作的回顾*

(一九二六年一月八日)

十四项重要事件之宣传

(一)本党改组〔1〕发布宣言政纲，明揭反抗帝国主义及其附属物。

其结果：

(1)使民众认识了本党及本党之目的，一变从前怀疑本党的态度。于对外宣传有极大效果。

(2)统一党内目标及方法，使怀抱个人或少数人目标及方法者，逐渐淘汰出去。于党内教育收效极大。

(二)收回粤海关事件〔2〕，反帝宣传，帝国主义明白与本党破脸，本党亦明白反帝；在宣传上有大影响。

(三)沙面罢工〔3〕之反帝。

(四)商团事件〔4〕使民众认识了买办阶级的罪恶。惟此事件本党的宣传做得不力，反革命派攻击本党的宣传却做得十分起劲。

(五)中俄协定〔5〕国人从此明白国际上有帝国主义国家与反帝国主义国家之别。北京以及各地反帝同盟奋起。“反帝国主义”一口号开始为民众所接受，本党为此发布一宣言。

(六)反直战争〔6〕民众从此对强大军阀失信用。孙先生发布北伐宣言。

(七)总理北上〔7〕发布北上宣言。提出“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两个口号。

(八)国民会议促成运动〔8〕与段祺瑞对抗，使段之善后会议民众全不信用。同时使民众更深切地认识本党政治主张，“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两个口号，在此运动中，深入于民众。

(九)总理追悼运动〔9〕使民众认识孙先生,认识本党及本党目的。此追悼运动极普遍，达于穷乡僻壤，“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两个口号因此更深入民众。此时本党发布与段祺瑞绝交宣言。

(十)五卅运动〔10〕空前的反帝。在此运动中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内容：如收回租界，收回海关,收回司法权，撤退驻华海陆军等。民众因此认识什么是不平等条约。此运动因奉系军阀高压失败。但有一成绩：即上海、香港的工人起来了。此次在宣传上收效极大，乡村农民群众已普遍地知道了本党有拥护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宣言。

(十一)廖案〔11〕民众认识了帝国主义及其附属物之残暴。本党用追悼及文字图画等的宣传，做得很不少。

(十二)反奉战争〔12〕使民众明白认识帝国主义与其工具中国军阀之关系，明白认识中国军阀崩坏之迅速。在此战争中，民众有了接近革命成功之感觉。在各地的反段运动中，提出与当地军阀直接冲突的口号。如北京民众之“驱逐段祺瑞”，武汉民众之“驱逐吴佩孚”，长沙民众之“打倒赵恒惕”，一变从前避免直接冲突之和平态度，革命空气空前地紧张。

(十三)反教运动两年来反基督教的组织和宣传，遍于全国各地，使民众认识了帝国主义之宗教的侵略。

(十四)军队中平时之政治教育与战时之政治宣传本党在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中所作之政治教育，造成了反帝国主义的军事势力；在广东各次战役时所作之军民联合的宣传，使军队爱护人民，人民拥护军队。此一事仍可算得本党一大成功。

敌人的宣传

我们的宣传之一部分，不能不针对敌人的宣传去做。现在且一看两年来敌人的反革命宣传。

(一)帝国主义两年来因本党反帝国主义的宣传，特别猛进，帝国主义诬蔑攻击本党的宣传，亦特别厉害。乃提出“反共产”、“赤色帝国主义”两个口号，号召其在中国的工具官僚军阀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向本党进攻。香港、上海、天津、北京、奉天、汉口各外报，及外国通讯社之造谣诬蔑挑拨中伤，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二)各派军阀国内各派大小军阀一致拥护帝国主义发出的两个口号(“反共产”，“赤色帝国主义”)而扩大之。

(三)买办阶级反革命宣传工作同上，然比任何反革命派之宣传为努力。香港《工商日报》，上海《新闻报》，可为代表。

(四)研究系拥护官僚及大地主的利益，反革命宣传工作同上。《时事新报》、《晨报》可为代表。

(五)安福系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反革命宣传工作同上。以《新申报》为机关。

(六)联治派拥护官僚及地主的利益，反革命宣传工作同上。《中华新报》乃其机关。

(七)国家主义派学了点西洋国家主义的样子，拥护小地主及华资工商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共产”、“反苏俄”十分起劲。《醒狮周报》乃其代表。

(八)国民党右派本党右派自西山会议后，也学会了“反共产”、“反苏俄”两句口号，跟着以上各反革命派起斗，取了敌对本党的态度。上海《民国日报》乃其代表。

两年来在革命宣传与反革命宣传相对抗之中，革命宣传确是取一种攻势；这种攻势，在五卅运动中特别的表现出来。反革命宣传却始终是一种守势，因为招架不住，才抬出“反共产”、“赤色帝国主义”这两块挡箭牌来。这种对抗攻守的现象，乃中国革命势力日益团结进取，而反革命势力日益动摇崩溃的结果。

缺点

从两年来的宣传工作中，发现了如下各缺点：

(一)党报不健全。

(二)对各重要事件的宣传指导不敏捷，而且多未能尽量地做。

(三)指挥系统完全缺乏，上级与下级党部的宣传部间完全失去连络，成了人自为战的局面，许多宣传部负责人因此放弃职务。

(四)检察纠正之职务，完全旷废。

(五)宣传材料之充分搜集，及供给于下级党部，完全未办。

(六)有计划的党内教育，几乎没有做。

(七)偏于市民，缺于通民；偏于文字，缺于图画。

以上均是以前本党宣传工作中最大的缺点，以后应一一改正之。

根据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政治周报》第六、七期合刊刊印。

*本篇是毛泽东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宣传报告》的第四、五、六部分。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合作，一些共产党人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注释

〔1〕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于一九二三年决定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容纳共产党人参加该党，并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共产党人参加了这个大会，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的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

〔2〕粤海关,即广州海关旧称。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设立。一八五九年(咸丰九年)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攫夺了粤海关的行政权，从此粤海关为帝国主义所把持。一九二四年十月孙中山任命罗桂芳为粤海关监督，并派他率武装人员前往接收粤海关。英、美、法、葡等帝国主义竟派舰进泊白鹅潭，进行武力恫吓。当时由于国民党右派的阻挠，收回粤海关的斗争未获结果。

〔3〕沙面，位于珠江畔，当时是英法帝国主义在广州的租界。一九二四年七月，统治沙面的帝国主义者颁布新警律，规定中国人出入沙面租界必须携带贴有本人像片的执照，在租界内行动必须受各种苛刻的限制，而外国人却可自由出入。沙面工人为抗议这一无理措施，于七月十五日举行罢工，迫使英法帝国主义者取消了这一新警律。

〔4〕广东商团是英帝国主义支持下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武装组织。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商团军在广州屠杀游行示威的群众，用武力威迫商人罢市，企图和英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陈炯明里应外合，推翻革命政权，建立所谓“商人政府”。这一反革命事件，迅速为广东革命政府的黄埔学生军和革命军队所平定。

〔5〕中俄协定，指一九二四年在广州政府的促使下，北京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一项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取消俄国沙皇时代订下的不平等条约。

〔6〕反直战争，指反对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战争。

〔7〕总理北上，指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孙中山应邀北上讨论国是，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号召，同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作斗争。

〔8〕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中国共产党利用北方军阀内部分裂和北京政权更迭的时机，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民运动。国民会议促成运动的实质，是要废除北京军阀独裁政府，代之以人民选举的民主政府。一九二五年二月，皖系军阀段祺瑞召集军阀官僚的善后会议，以抵制国民会议。为了反对善后会议，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于三月在北京召开了有全国各地人民团体代表二百余人参加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揭露了善后会议反人民的性质，根据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讨论了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并且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9〕总理悼念运动，指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为悼念孙中山而发起的追悼运动。

〔10〕五卅运动，指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爆发的反帝爱国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间，上海、青岛的日本纱厂先后发生工人罢工的斗争，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北洋军阀的镇压。上海内外棉第七厂日本资本家在五月十五日枪杀了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并伤十余人。五月三十日，当二千余学生分头在公共租界各马路进行示威时，一百余名遭巡捕(租界内的警察)逮捕，被拘押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内，引起了学生和市民的更大愤慨，有近万人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许多爱国群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六月，英、日等帝国主义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继续进行屠杀。这些屠杀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广大的工人、学生和部分工商业者，在许多城市和县镇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11〕廖案，指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国民党右派在帝国主义指使下于广州暗杀了廖仲恺的重大案件。廖仲恺是国民党左派领袖，积极协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后，他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先后担任工人部部长、农民部部长、黄埔军官学校党代表、广东省省长、财政部部长、军需总监等职。

〔12〕反奉战争，指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战争。


红军宣传工作问题*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红军宣传工作的意义

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实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

红军宣传工作的现状

一、宣传内容的缺点：

(一)没有发布具体的政纲(前发布的政纲如四言布告等，不具体)。

(二)忽视群众斗争的宣传与鼓动。

(三)忽视城市贫民之取得。

(四)忽略对妇女群众的宣传。

(五)对青年群众的宣传不充分。

(六)对流氓无产阶级的宣传不充分。

(七)极少破坏地主阶级的武装组织(民团、靖卫团等)的宣传。

(八)宣传没有时间性地方性。

二、宣传技术的缺点：

(一)宣传队不健全。

1、宣传员由每大队五个缩小到三个，有些只有一两个，有些只有一个，有少数部队连一个都没有了。

2、宣传员成分太差,俘虏兵也有，伙夫马夫也有，吃鸦片的也有,有逃跑嫌疑便把他解除武装塞进宣传队去的也有，当司书〔1〕当不成器便送入宣传队去的也有,因残废了别的工作机关不要塞进宣传队去的也有，现在的宣传队简直成了收容所，完全不能执行它的任务了。

3、差不多官兵一致地排斥宣传队(同时也是因为宣传员成分太差，工作成绩少，引起一般人对它的不满)，“闲杂人”、“卖假膏药的”，就是一般人送给宣传员们的称号。

4、宣传队没有够用的宣传费。

5、对宣传员的训练没有计划,同时对他们工作的督促也不好，因此宣传队的工作简直随随便便，做一点不做一点都没有人理它。

(二)传单、布告、宣言等，陈旧不新鲜，同时，散发和邮寄都不得法。

(三)壁报出得很少，政治简报内容太简略，又出得少，字又太小看不清。

(四)革命歌谣简直没有。

(五)画报只出了几张。

(六)化装宣传完全没有。

(七)含有士兵娱乐和接近工农群众两个意义的俱乐部，没有办起来。

(八)口头宣传，又少又糟。

(九)红军纪律是一种对群众的实际宣传，现在的纪律比前松懈了，因此给了群众以不好的影响。

(十)上门板，捆禾草，扫地，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照还，赔偿损失，这些都是红军宣传工作的一种，现在也做得不充分。

(十一)群众大会很少开，又开得不好。

(十二)对白军士兵的宣传方法不好。

纠正的路线

一、宣传内容方面：

(一)发布一个具体的政纲，名曰红军政纲。

(二)宣传要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除一般地发布暴动口号外，还要有适合群众斗争情绪尚低地方的日常生活口号，以发动日常斗争，去联系着那些暴动口号。

(三)城市贫民、中小商人与学生是民权革命过程中的一个相当的力量，忽视了这个力量之争取，就无异把这个力量送给豪绅地主资产阶级。以后对城市中小商人及学生群众，要有深入的宣传工作去取得他们。

(四)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以后对妇女要有切实的口号，做普遍的宣传。

(五)劳苦青年群众占人口百分之三十以上，在斗争中他们又是最勇敢最坚决的。因此，对取得青年群众的宣传，是整个宣传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六)中国广大的游民群众，若站在革命阶级方面，就成了革命的工具，若站在反动阶级方面,就成了反革命的工具，因此，从反动阶级影响之下夺取游民群众，是党的宣传任务之一。进行宣传工作时，须注意各部分游民生活与性质之不同，分别地对他们宣传。

(七)地主阶级武装组织之破坏及其群众之争取，是农村中土地革命胜利条件之一，以后关于对民团、靖卫团等团丁群众的宣传工作，特别要注意。

(八)到一个地方，要有适合那个地方的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又要有依照不同的时间(如秋收与年关,蒋桂战争〔2〕时期与汪蒋战争〔3〕时期)制出不同的宣传和鼓动口号。

二、宣传技术方面：

(一)宣传队问题。

1、意义：

红军的宣传队，是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要工具，宣传队若不弄好，红军的宣传任务就荒废了一个大的部分。因此，关于宣传队的整理训练问题,是目前党要加紧努力的工作之一。这个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从理论上纠正官兵中一般对宣传工作及宣传队轻视的观点，“闲杂人”、“卖假膏药的”等等奇怪的称呼，应该从此取消掉。

2、组织：

(1)以支队为单位,军及纵队直属队均各成一单位，每单位组织一个中队，队长队副各一人，宣传员十六人，挑夫一人(挑宣传品)，公差二人。每个中队的宣传员分为若干分队(按照大队或其他部队与机关的数目，定出分队的多少)，每个分队有分队长一人，宣传员三人。

(2)各支队宣传队,受支队政治委员指挥。各大队分开游击时，每大队应派去一个宣传分队随同工作，受大队政治委员指挥。直属队宣传队，受政治部宣传科长指挥。全纵队各宣传队，受纵队政治部宣传科指挥。全军宣传队，受军政治部宣传科指挥。

(3)宣传队用费，由政治部发给，须使之够用。

(4)改造宣传员成分的方法,除请地方政府选派进步分子参加红军宣传队之外,从各部队士兵中挑选优秀分子(尽可能不调班长)为宣传员。政治部应经常地作出训练宣传队的计划，规定训练的材料、方法、时间、教授人等，积极地改进宣传员的质量。

(二)传单、布告、宣言等宣传文件，旧的应加以审查，新的应从速起草。

宣传品分布得适当有效，应是宣传队技术问题的重要一项。邮寄宣传品，从邮件中夹带宣传品，或在邮件上印上宣传鼓动口号，政治工作机关应该注意去做，且要做得好。

(三)壁报为对群众宣传的重要方法之一。军及纵队各为一单位办一壁报，由政治部宣传科负责，名字均叫做《时事简报》。内容是：1、国际国内政治消息；2、游击地区群众斗争情形；3、红军工作情形。每星期至少出一张,一概用大张纸写，不用油印。每次尽量多写几张。政治简报的编印，应注意下列各项：1、要快；2、内容要丰富一点；3、字要稍大点，要清楚点。

(四)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治部编制委员会负督促及调查之责。

(五)军政治部宣传科的艺术股，应该充实起来，出版石印的或油印的画报。为了充实军艺股，应该把全军绘画人才集中工作。

(六)化装宣传是一种最具体最有效的宣传方法，各支队各直属队的宣传队均设化装宣传股，组织并指挥对群众的化装宣传。

(七)以大队为单位在士兵会内建设俱乐部。

(八)宣传队中设口头宣传股及文字宣传股，研究并指挥口头及文字的宣传技术。

(九)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4〕。

(十)上门板、捆禾草等项是从行动中扩大红军影响，增加群众对红军信仰的良好方法之一，应当好好地去执行。

(十一)政治部及宣传队，要有计划有组织地召集各种群众大会，要预先规定开会秩序、演说人、演说题目及时间。

(十二)对白军士兵及下级官长的宣传非常之重要，以后要注意下列的方法：

1、宣传文字要简短，使他们顷刻间能看完；要精警，使他们一看起一个印象。

2、除有计划地在敌人经过的路旁多写切合其现实部队的标语之外，还要将传单存放于沿路党部及群众机关手中，候敌军经过时，巧妙地给他们看。

3、从俘虏官兵中及邮件检查中，调查敌方官兵的姓名及所属部队番号，邮寄宣传品去，或写信给他们。

4、优待敌方俘虏兵,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优待俘虏兵的方法：第一是不搜查他们身上的钱和一切物件，过去红军士兵搜查俘虏兵财物的行为，要坚决地废掉；第二是要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俘虏兵，使他们感觉到精神上的欢乐，反对给俘虏兵以任何言语上的或行动上的侮辱；第三是给俘虏兵以和老兵一样的物质上的平等待遇；第四是不愿留的，在经过宣传之后，发给路费，放他们回去，使他们在白军中散布红军的影响。反对只贪兵多，把不愿留的分子勉强地留下来。以上各项，对于俘虏过来的官长，除特殊情况外，完全适用。

5、医治敌方伤兵,亦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对于敌方伤兵的医治和发钱，要完全和红军的伤兵一样。并且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把上好了药、发给了钱的伤兵送返敌军。对待敌方受伤官长亦然。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本篇是毛泽东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第四部分。

注释

〔1〕司书，即连队中担任文字书写的人员。

〔2〕蒋桂战争，指一九二九年三、四月间蒋介石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战争。

〔3〕汪蒋战争，指宁汉战争，是一九二七年十月至十一月南京(宁)方面的李宗仁和武汉(汉)方面的唐生智之间进行的战争。

〔4〕当时红军三大纪律的内容是：(一)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一点东西；(二)打土豪归公；(三)一切行动听指挥。


《兴国调查》前言*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一九三○年九月，红军第一方面军从打长沙回到江西，十月初打开吉安，进到袁水流域，兴国送了许多农民来当红军，我趁此机会做了一个兴国第十区即永丰区的调查。找了傅济庭、李昌英、温奉章、陈侦山、钟得五、黄大春、陈北平、雷汉香八个人开调查会。调查的时间是一九三○年十月底，开会的地点是新余县之罗坊，开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会。永丰区位于兴国、赣县、万安三县的交界，分为四个乡，旧凌源区为第一乡，洞江区为第二乡，三坑区为第三乡，江团区为第四乡，以第二乡之永丰圩为本区政治经济中心。人口分布：第一乡三千，第二乡八百，第三乡三千，第四乡二千，总共八千八百。这一区介在兴、赣、万之交，明白了这一区，赣、万二县也就相差不远，整个赣南土地斗争的情况也都相差不远。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这次调查，一般说来仍不是很深入的，但较之我历次调查要深入些。第一，做了八个家庭的调查，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其实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的基础概念。第二，调查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这是我在寻乌调查中做了而没有做得完全的。这个调查的缺点，是没有调查儿童和妇女状况，没有调查交易状况和物价比较，没有调查土地分配后农业生产的状况，也没有调查文化状况。这些本来是要调查的，因为敌人对罗坊进攻了，红军决定诱敌深入的方针，我们的调查会只得结束。下面的材料是这样得来的：由我提出调查的纲目，逐一发问并加讨论，一切结论，都是由我提出得到他们八个同志的同意，然后写下来的，有些并未做出结论，仅叙述了他们的答话。我们的调查会是活泼有趣的，每天开两次甚至三次，有时开至很夜深，他们也并不觉得疲倦。应该深深感谢这些同志。他们有几个是共产党员，但多数不是党员。

根据《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二月版)刊印。

*毛泽东在这篇前言的后面注明：“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于宁都小布圩，整理后记。”


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

(一九三一年三月)

一总政治部的通令

《时事简报》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武器，在新争取的区域对于推动群众斗争更有伟大的作用。因此，本部决定要红军和当地政府普遍地举办起来。为了这个需要，把举办《时事简报》的意义、《时事简报》的内容和它的编写方法，写成一个小册子附在下面，发往各地。红军各级政治部、地方各级苏维埃的文化部接到这个通令和小册子之后，应即速计划举办起来。本部出的《红军报》可以供给《时事简报》的一部分材料，除发给红军之外，从近日起每期(三天一期)发二百二十份给江西省苏维埃文化部，再由省苏文化部转发各县苏〔1〕、区苏。大约每一个区苏有一份，各县苏、区苏如未接到，望向省苏函索为要。

(三月十四日)

二怎样办《时事简报》

(一)红色区域举办《时事简报》，提高群众的斗争情绪，打破群众的保守观念。

农村里头，小市镇里头，小城市里头，都是没有报纸看的。斗争的群众，革命以前和革命以后，在消息不灵通、见闻狭隘这一点上讲，是差不得很远的。井里虾蟆井里跳的现象，依然在群众中保持着。同志们，这种现象是不好的。这种现象引导群众把斗争的热情降低下去，引导群众走向保守局面上去。这是和扩大斗争、争取全国胜利的任务相冲突的。努力地扫除这种现象，是苏维埃和民众团体的责任。扫除的方法，代表大会、群众大会、巡行演说、团体参观等项固然都是好的，举办《时事简报》更是一种好的方法。

(二)新争取的区域用《时事简报》去推动群众斗争。那些新争取的地方，《时事简报》更有伟大的作用。当着红军占领新的地方，引导群众起来斗争，打土豪呀，分田地呀，分谷物呀，废债务呀，起游击队呀，立苏维埃呀，当着这个地方的群众起来做这些斗争的时候，他们一面在那里斗争，一面却时时有一种疑虑：我们不是孤立的么?我们的斗争不会失败么?当着革命群众有这种疑虑的时候，正是潜藏的反动分子造谣恐吓的时候。这时革命群众所热望的，是近地及远地革命红军的援助。这时候，《时事简报》跑了出来答复他们这问题。记得去年(一九三○年)三月红军占领大庾时，出了一张《时事简报》，贴在一座大木桥的亭子上，引起成群的人川流不息地去看。好些人眼睛望着报，口里照着念，一座桥上充满了欢跃的空气。大庾是一个例子。过去红军用这个方法作为发动群众的工具，收了很大效果的还做了一些，可惜没有普遍地做，更没有经常地做，是一个大的缺点。

(三)《时事简报》的内容和编写方法。

1、《时事简报》不是印的是写的，不是小字是大字，不是小张是大张。

2、《时事简报》不做文章，只登消息。登的消息是：(1)群众斗争消息(打土豪，分田地，捉AB团，起贫农会，消灭地主武装，发展红色区域，甲乡瘟死十头牛，乙乡无盐吃、没菜等等)；(2)苏维埃的活动(开了代表大会,出了重要布告等等)；(3)红军的活动(作战胜利，帮助群众分田等等,但军事秘密如红军的人数、枪支、编制、行动、番号等不可登载，以防泄漏)；(4)统治阶级情形(军阀混战等等)。

3、也不是完全不发议论,要在消息中插句把两句议论进去，使看的人明白这件事的意义。但不可发得太多，一条新闻中插上三句议论就觉得太多了。插议论要插得有劲，疲沓疲沓的不插还好些。不要条条都插议论。许多新闻意义已明显，一看就明白，如插议论，就象画蛇添足。只有那些意义不明显的新闻，要插句把两句议论进去。

4、登消息的次序，本乡的，本区的，本县的，本省的，本国的，外国的，由近及远，看得很有味道。

5、地方的《时事简报》要完全用本地的土话。从别处报纸抄下来的那些文字不通俗的新闻，要把原文完全改变。红军的《时事简报》，不会写本地的土话，也要用十分浅白的普通话。

6、《时事简报》的材料，关于本地的和近地的，那就很容易采取；关于远地和全国的、国际的,从总政治部所出《红军报》采取或从别的报上采取。

7、文字和材料都要是有鼓动性的。

8、但严禁扯谎，例如，红军缴枪一千说有一万，白军本有一万说只一千。这种离事实太远的说法，是有害的。《时事简报》不靠扯谎吃饭。

9、《时事简报》三天出一张，一个月出十张，斗争紧张的地方可以一天出一张。

10、编辑办法。地方县苏文化部设一专人，每三天编一张稿。稿子上的消息是本县的、邻县的、全国的、国际的，但不是每期要有各种新闻，几期本县新闻多些，几期邻县新闻多些。要紧的是本县、邻县这两部分新闻，因为它是群众欢迎的。全省的、全国的每期条把就够，国际新闻几期之内登他条把，这些新闻不可没有，没有就不能引导群众参加大范围的斗争，因此一定要有，但决不可多。多了，一来占去篇幅，把本地近地的重要消息篇幅缩小；二来这些消息缺乏兴味，群众不易了解。县苏文化部的《时事简报》编辑员把这一期稿子编好了，按照区苏的数目，每个区苏抄发一张，寄与区苏文化委员。区苏文化委员接到县苏文化部的稿子，在上面加上本区的新闻。这一部分新闻在《时事简报》里头占着第一等重要地位，因为没有这部分新闻，便缺乏《时事简报》的中心内容，因而也决不能引起群众注意，决不能达到《时事简报》所要取得的效果了。区苏文化委员把本区新闻加上去了之后，把这整篇稿子，按照全区乡苏的数目，每个乡苏抄寄一份。乡苏文化委员接到区苏的稿子，再在上面加上本乡的新闻。这一部分新闻也是要紧的，它的主要意义是引动看报的兴趣。要到这个时候，全篇稿子才算编成。按照本乡村的数目，每村一张，用大字写在大纸上面，加上红色圈点记号，写上出报日子，派人张贴到各个村子的显扬地方，给群众看。要到这个时候，才叫做报。县、区两级文化部写的都不是报，只是报的稿子。这种做法，功效是很大的，假如全县有一百乡一千村，每隔三天全县百乡千村的群众就都看到了《时事简报》。这种报同时又可做识字运动的材料，村中识字小组的组长给那些不识字人指点一番，既看了报又识了字，真是好得很的办法。

11、新闻条数的大概分配。比如一期《时事简报》有八条新闻,那末县苏的稿子四条(其中本县两条、邻县一条、国内国际一条),区苏加上三条，乡苏加上一条，共八条。字数每条不得超过四十字，每期不得超过四百字。

12、红军在散开做群众工作时，编《时事简报》的目的主要是给群众看。这是发动群众的一个有力的武器。决不可象过去一样，有些完全忽视这个方法，全不注意编《时事简报》；有些编一张不编一张，断断续续地在那里做一点。这些都是不对的。红军散开在做群众工作时，一定要有计划地编《时事简报》给群众看，但把编好的《时事简报》同时多挂几张在各个伙食单位的宿营地内给士兵看，也是要紧的。红军在集团驻扎时，编《时事简报》的目的主要是给士兵看，但同时多挂几张给当地群众看，也是必要的。

13、红军编《时事简报》，在散开做群众工作时，由军政治部编成初稿，发往各师；各师政治部或政治委员加上当地新闻及本部活动消息，发往各团；各团政治委员又加上当地新闻及本团活动消息，发往各连。(以上者都是稿子。)由连政治委员指定文书、上士及其他能写字的，按照当地村庄数目，用大字大纸写好，加红色圈点记号、出报日子，每个村庄一张，派宣传员前去张贴到显要之处给群众看。同时留一张贴在宿营地，由连上识字运动委员会指挥识字小组，引导各组士兵去看。红军在集团驻扎训练时，《时事简报》的作用既主要是给士兵看，那末军政治部宣传科编稿时，除了编上地方斗争消息、国内国际政治消息(一条至二条)、友军消息(一条至二条)外，最要紧的是要编上本军消息(一条至三条)。编好了，发往各师。各师又加上本师消息(一条至二条)，发往各团。各团又加上本团消息(一条至二条)，由团政治委员指挥宣传队及团部司书按照连的数目，用大纸大字写好，每连一张，发往各连，引导士兵去看。每期《时事简报》条数至多十条，字数至多四百字。

14、红军编的《时事简报》，它的内容国内国际消息要少，只占十分之三，本军、本地、近地消息要多，要占十分之七。只有这样，才能引动士兵和群众看报的兴趣，取得我们所要取得的效果。

15、《时事简报》的新闻，特别是本地的和近地的新闻，一定要是与群众生活紧密地关联着的。如牛瘟、禾死、米荒、盐缺、靖卫团〔2〕、赤卫队、AB团造谣、共产党开会等等，都是与群众生活密切关联的，群众一定喜欢看。凡属不关紧急的事不登载。

16、《时事简报》一定是要大张纸、大个字写的，油印的要不得。现在总政治部出的《红军报》，省苏、县苏以至区苏出的报纸，各军各师出的报纸，凡属印刷成功的小字出品，不论它的用意是怎样安顿给群众看、给士兵看的，实际都是只有干事才能看得懂(有许多下层工农干事依然看不懂)。所以,决不能拿了这些报去代替《时事简报》。《时事简报》是极大黑墨字，稀松七八条，看上去明明朗朗，看完了爽爽快快，是真正群众的读物。

(三月十二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油印件刊印。

*本篇是毛泽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写的在红色区域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的通令和关于怎样办《时事简报》的小册子。通令是发给红军各级政治部、政治委员和地方各级苏维埃、各界民众团体的，署名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

注释

〔1〕县苏，县苏维埃政府的简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国革命根据地的工农民主政权通称苏维埃政府。本书中的“区苏”、“乡苏”、“市苏”，分别为区、乡、市镇苏维埃政府的简称。

〔2〕靖卫团，是反革命的地方武装。


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方针和任务*

(一九三四年一月)

苏区群众文化运动的迅速发展，我们看报纸的发行也可以知道。中央苏区现在已有大小报纸三十四种，其中如《红色中华》〔1〕，从三千份增至四万份，《青年实话》〔2〕发行二万八千份，《斗争》〔3〕二万七千一百份，《红星》〔4〕一万七千三百份，证明群众的文化水平是迅速地提高了。苏区中群众的革命的艺术，亦在开始创造中，工农剧社与蓝衫团〔5〕的运动，农村中俱乐部运动，是在广泛地发展着。

群众的红色体育运动，也是迅速发展的，现在偏僻乡村中也有了田径赛，而运动场则在许多地方都设备了。

苏区还缺乏完备的专门教育的建设。但为了造就领导革命斗争的干部，我们已设立了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及教育部领导下的许多教育干部学校。中等教育与专门教育之应该跟着普通教育的发展而使之发展起来，无疑地应该成为教育计划中的一部分。

为了造就革命的知识分子，为了发展文化教育，利用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服务，这也是苏维埃文化政策中不能忽视的一点。

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

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造就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

每个人都明白，所有这些方针与任务，只有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有实现的可能，因为这是阶级斗争极端尖锐的表征，这是人类精神解放绝大的胜利。

根据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红色中华》报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三期刊印。

*本篇是毛泽东所作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的一段话。当时，毛泽东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注释

〔1〕《红色中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创刊。

〔2〕《青年实话》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苏区中央局的机关刊物，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创刊。

〔3〕《斗争》是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一九三三年二月四日创刊。

〔4〕《红星》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创刊。

〔5〕蓝衫团，即工农歌舞团。


为出版《长征记》征稿*

(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

一

现有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记载。为此，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

二

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来稿请于九月五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志谢意。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这是毛泽东、杨尚昆为出版《长征记》征稿，发给各部队的电报和参加长征同志的信。《长征记》后来在延安出版。


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一九三八年十月)

估计到新的抗战形势下，必有一部分人，因为主要大城市与交通线的丧失，财政经济的困难，国际援助的不及时，因而发生着与增长着对于抗战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而日寇、汉奸、亲日派，必将利用这种情绪，大放其和平妥协空气，企图动摇我抗战的决心。因此，全民族的第一个任务，在于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克服一部分人的悲观情绪，坚决拥护政府继续抗战的方针，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的企图，坚持抗战到底。这一任务，比过去任何时期为重要。为此目的，必须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文化艺术团体、军队政治机关、民众团体，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向前线官兵、后方守备部队、沦陷区人民、全国民众，作广大之宣传鼓动，坚定地有计划地执行这一方针，主张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妥协，清洗悲观情绪，反复地指明最后胜利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指明妥协就是灭亡，抗战才有出路，号召全民族团结起来，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我们一定要自由，我们一定要胜利，用以达到全国一致继续抗战之目的。为此目的，一切宣传鼓动应顾到下述各方面。一方面利用已经产生并正在继续产生的民族革命典型(英勇抗战、为国捐躯、平型关〔1〕、台儿庄〔2〕、八百壮士〔3〕、游击战争的前进、慷慨捐输、华侨爱国等等)，向前线后方国内国外广为传播。又一方面，揭发、清洗、淘汰民族阵线中存在着与增长着的消极性(妥协倾向、悲观情绪、腐败现象等等)。再一方面，将敌人一切残暴兽行的具体实例，向全国公布，向全世界控诉，用以达到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之目的。须知这种觉悟与自信心之不足，是大大妨碍着克服困难与准备反攻的基本任务的。

根据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解放》第五十七期刊印。

*本篇是毛泽东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的第四部分《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的第一节。

注释

〔1〕指平型关战斗。平型关位于山西省繁峙县东北部，邻接灵丘县，是长城要口之一。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附近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一次伏击战。这次战斗，歼灭日军精锐的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千多人，缴获大量军需物资，是抗日战争开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

〔2〕指台儿庄会战。台儿庄(今属山东枣庄市)，是徐州的门户，在军事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一九三八年三月至四月，中国军队在这里同日本侵略军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会战，击败日军两个精锐师团，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3〕一九三七年十月，驻上海的中国军队一个团奉命坚守上海闸北，掩护淞沪守军撤退；二十六日晚，该团谢晋元团长率领官兵八百多人抵达四行仓库，屹立于敌人四面包围之中，日军经四昼夜猛攻，未能得逞。八百官兵孤军苦守四行仓库，誓死不退，时称“八百壮士”。


《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节录)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日)

当抗日战争向着新阶段发展的时候，八路军同人出版这个军政杂志，其意义是明显的：为了提高八路军的抗战力量，同时也为了供给抗战友军与抗战人民关于八路军抗战经验的参考材料。

发扬成绩，纠正缺点，是八路军全体将士的任务，也是军政杂志的任务。抗战是长期的与残酷的，发扬八路军的成绩，纠正八路军的缺点，首先对于提高八路军的抗战力量是迫切需要的；同时对于以八路军经验贡献抗战人民与抗战友军，也属需要。《八路军军政杂志》应该为此目的而努力。

根据一九三九年一月《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号刊印。


收集和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民族英雄事迹*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八日)

在抗战中，从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与战士中涌现出许多民族英雄。表扬这些英雄及其英勇行为，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各政治机关应注意收集这些英雄的事迹，除在各部队报纸上发表外，择其最重要者电告此间及广播。军政杂志今后专设八路军、新四军抗战英雄一栏，望各级政治部供给材料。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这是毛泽东、王稼祥、谭政、肖劲光发给八路军、新四军各政治机关的电报。


研究沦陷区*

(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

中国沦陷区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生死问题。在目前阶段内，集中精力侵略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确定政策。

在目前阶段内，敌人侵略中国的方式，正面的军事进攻，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某种程度的战役进攻不在内)，如同大举进攻武汉那样的行动，其可能性已经不大了。敌人侵略的方式，基本上已经转到政治进攻与经济进攻两方面。所谓政治进攻，就是分裂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制造国共磨擦，引诱中国投降。所谓经济进攻，就是经营中国沦陷区，发展沦陷区的工商业，并用以破坏我国的抗战经济。

为达其经济进攻之目的，彼需要举行对我游击战争的“扫荡战争”，需要建立统一的伪政权，需要消灭我沦陷区人民的民族精神。

所以，沦陷区问题，成了抗战第二阶段——敌我相持阶段的极端严重的问题。

敌我相持阶段，在敌人，是确保占领地并准备进一步灭亡全中国的阶段；在中国，是确保未失地并准备收复沦陷区的阶段。敌人为了确保占领地，为了灭亡全中国，他们就用经营沦陷区来准备条件。我们为了确保未失地，为了收复沦陷区，不能不从各方面有所准备。而最积极地支持游击战争，改革国内政治，乃是破坏敌人计划实现我们计划的两个大政方针。

在这种情形下，沦陷区问题的研究是刻不容缓了。在这个问题上，有敌人的一面与我们的一面。在我们的一面，是如何支持游击战争的问题，研究这个问题，不待说是十分重要的。在敌人的一面，是敌人在沦陷区已经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么干，研究这个问题，乃是研究前一问题的起点，不了解敌人的情形，我们对付他们的方法是无从说起的。

可是在这个方面，在沦陷区中敌人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样干这个问题方面，抗战干部中没有研究或没有系统研究的，乃是十人而九。这就指明：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有唤起注意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了。

为了研究一切重要的时事问题，延安组织了一个“时事问题研究会”。同志们除了研究讨论外，还着手编辑《时事问题丛书》，分为日本问题、沦陷区问题、国际问题、抗战的中国问题这样四个问题来研究，分别搜集材料，用综合文摘体裁出版参考书。本年七月间出版的《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算是研究日本帝国主义本国情况的第一本书，亦即是《时事问题丛书》的第一集。现在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简称《日本在沦陷区》)，则作为研究沦陷区情况的第一本书，亦即是《时事问题丛书》的第二集。其余两个问题，亦将接续出书。

这样系统地研究时事问题，并为一切抗战干部们供给材料，实在是必要与重要的了。“瞎子摸鱼”，闭起眼睛瞎说一顿，这种作风，是应该废弃的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或者说，“研究时事问题须先详细占有材料”，这是科学方法论的起码一点，并不是什么“狭隘经验论”。

最后要指明的，这一类的时事问题丛书,仅仅是材料书，它是重要的材料，但仅仅是材料，而且还是不完全的材料，问题是没有解决的。要解决问题就须要研究，须要从材料中引出结论，这是另外一种工作，而在这类书里面是没有解决的。

根据一九三九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时事问题丛书》第二集刊印。*本篇是毛泽东为《时事问题丛书》撰写的文章。


《中国工人》发刊词

(一九四○年二月七日)

《中国工人》〔1〕的出版是必要的。中国工人阶级，二十年来，在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成了全国人民中最有觉悟的部分，成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工人阶级联合农民和一切革命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斗争，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这个功劳是非常之大的。但是中国革命尚未成功，还须付出很大的气力，团结自己，团结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团结知识分子，团结一切革命的人民。这是极大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这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责任，这是整个工人阶级的责任。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最后解放，只能在社会主义实现的时代，中国工人阶级必须为此最后目的而奋斗。但是必须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阶段，才能进到社会主义的阶段。所以，团结自己和团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当前的任务。《中国工人》的出版，就是为了这一个任务。

《中国工人》将以通俗的言语解释许多道理给工人群众听，报道工人阶级抗日斗争的实际，总结其经验，为完成自己的任务而努力。

《中国工人》应该成为教育工人、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读《中国工人》的人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工人中间应该教育出大批的干部，他们应该有知识，有能力，不务空名，会干实事。没有一大批这样的干部，工人阶级要求得解放是不可能的。

工人阶级应欢迎革命的知识分子帮助自己，决不可拒绝他们的帮助。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自己就不能进步，革命也不能成功。

我希望这个报纸好好地办下去，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

一个报纸既已办起来，就要当作一件事办，一定要把它办好。这不但是办的人的责任，也是看的人的责任。看的人提出意见，写短信短文寄去，表示欢喜什么，不欢喜什么，这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使这个报办得好。

以上，是我的希望，就当作发刊词。

根据《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七月版)刊印。

注释

〔1〕《中国工人》月刊，一九四○年二月在延安创刊，由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办。


纪念《新中华报》新刊一周年*

(一九四○年二月七日)

延安《新中华报》自改为共产党机关报以来，已一年了。这个小型报，依我看，是全国报纸中最好的一个。其主要的原因，一是共产党办的，二是在民主政治下。没有这两个同时具备的条件，要办得这样好，是不可能的。报馆诸同志的直接努力，亦是一个重要条件，没有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要办好也是不可能的。但“好”是没有止境的，今年是第二年，我希望这个报纸进一步地好起来。

抗战、团结、进步，这是共产党在去年“七七”纪念时提出的三大方针。这是三位一体的方针，三者不可缺一。如果单单强调抗战而不强调团结和进步，那末，所谓“抗战”是靠不住的，是不能持久的。缺乏团结和进步纲领的抗战，终久会有一天要改为投降，或者归于失败。我们共产党认为一定要三者合一。为了抗战就要反对投降，反对汪精卫的卖国协定，反对汪精卫的伪政府，反对一切暗藏在抗日阵线中的汉奸和投降派。为了团结，就要反对分裂运动，反对内部磨擦，反对从抗日阵线后面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进步势力，反对破坏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反对破坏八路军的后方陕甘宁边区,反对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反对雪片一样的“限制异党活动”的文件。为了进步，就要反对倒退，反对把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束之高阁，反对不实行《总理遗嘱》上“唤起民众”的指示，反对把进步青年送进集中营，反对把抗战初期仅有的一点言论出版自由取消干净，反对把宪政运动变为少数人包办的官僚事业，反对在山西进攻新军〔1〕、摧残牺盟〔2〕和惨杀进步人员，反对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咸榆公路、陇海铁路一带拦路劫人〔3〕，反对讨九个小老婆和发一万万元国难财的无耻勾当，反对贪官污吏的横行和土豪劣绅的猖獗。不这样做，没有团结和进步，所谓抗战只是空唤，抗日胜利是没有希望的。《新中华报》第二年的政治方向是什么?就是强调团结和进步，以反对一切危害抗战的乌烟瘴气，以期抗日事业有进一步的胜利。

于《新中华报》新刊一周年纪念之时，书此致其希望之忱，并望与全国同胞共勉之。

第二段根据《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七月版)、首段和末段根据一九四○年二月七日延安《新中华报》刊印。*本篇是毛泽东为《新中华报》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改为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一周年而写的纪念文章，原题《强调团结与进步》。其中第二段已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题为《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注释

〔1〕新军，是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山西人民抗日武装。

〔2〕“牺盟”，是一九三六年至抗日战争初期在山西省成立的一个地方性的群众抗日团体“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的简称。该团体和共产党密切合作，在山西的抗日战争中曾起了重大的作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阎锡山在山西公开摧残牺盟，许多共产党员、牺盟的干部和群众中的进步分子，遭到了残酷的杀害。

〔3〕从一九三九年起，国民党用三民主义青年团“招待所”的名义，派遣特务，配合军队，在咸阳榆林公路和陇海铁路上设立了许多封锁站口，截留出入陕甘宁边区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把他们送往集中营监禁残杀，或者强迫他们充当特务。


广泛印发讨汪救国通电*

(一九四○年三月十五日)

八路军、新四军讨汪救国通电〔1〕，于删日〔2〕发表。各地接到后，立即多印多发。凡各机关、学校、军队、报馆、民众团体、社会闻人每处每人寄发一份，在友军中尤应多寄，凡军师旅团长均须多方寄送。一切公开刊物，均须登载，勿误为要。

根据手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秘书处起草的发给各地的电报。

注释

〔1〕汪，指汪精卫。汪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离开重庆，发表“艳(二十九日)电”，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一九三九年底和日寇签订卖国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一九四○年三月在南京成立汪伪傀儡政权。一九四○年三月十五日，我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新四军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率所属全体将士发出了讨汪救国通电。通电说：汪逆登场，全国震忿。德等率部深入敌后，为保卫祖国而战，已历三年，深知敌伪阴谋，在于分裂我内部团结，以求倾覆我国家，灭亡我民族，宰割我人民。近日以来，敌伪所至各地，竟敢高揭伪青天白日旗，遍设伪军伪党，号召和平反共。夫所谓和平即投降也，反共即灭华也，固已昭然若揭。然一部分丧心病狂之人，随声附和，亦复所在多有。欧战扩大，国际阴谋分子与敌伪沆瀣一气，企图建立东方所谓反共阵线，抗战危机，千钧一发。当此之时，国内少数不明大义之徒，或策动投降，或实行反共，而以反共为投降之准备步骤，盖反共之极，势必至于投降，而投降之前，尤必倡言反共，汪精卫之覆辙，其明证也。故居今日而言，抗战之危机，实不在敌伪之猖狂，而在我抗战阵线内部投降反共分子之存在。敌人近在中条山脉附近，设置无线电广播，倡言国共即将分裂，中国即将内战,呜呼!是何言欤!!夫敌之厚者我之薄，亲所痛者仇所快,德等转战疆场，不惜肝脑涂地，惟求全国继续团结，不中敌人奸计，消弭磨擦，反对内战，合四万万五千万人之心为一心，坚持抗战局面，争取最后胜利。以我中华土地之大，人口之众，乘敌寇衰竭之时，遇欧战方酣之会，如能加紧团结而不自坏其长城，再接再厉而不自丧其勇气，则抗战未有不胜，建国未有不成者。德等不敏，誓率全军为祖国流最后一滴血，驱除敌伪，还我河山，虽赴汤蹈火所不敢辞。尚祈各界先进，全国同胞，群策群力，共救危亡，临电不胜屏营企祷之至!

〔2〕删日，即十五日。当时的文电习惯以通行的诗韵韵目代替日期，以诗韵第十五韵的“删”字来代替十五日，称删日。


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五日)

五月十六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事业亦加改进，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重要文章除报纸、刊物上转载外，应作为党内、学校内、机关部队内的讨论与教育材料，并推广收报机，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广宣传，是为至要。

根据手稿刊印。

*本篇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通知。


延安《解放日报》发刊词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

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在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这一使命是更加严重了。

现在的问题是：世界是帝国主义强盗互相屠杀的世界，还是世界人民和平的世界?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国，还是中国人的中国?这些问题，在现在帝国主义战争变为世界范围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最后灭亡中国之时，已经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了。

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不卷入战争(美国实际上已经参战)，战争已以全球为屠场，全世界人民如不奋起反对战争力争人民的和平，则世界有陆沉之忧，人类有毁灭之祸。现在全世界人民反帝反战的斗争已经发展起来，这是世界真正光明的所在，各国共产党站在这一斗争的前线，这一斗争将援助着中国人民的斗争，中国人民有与世界人民相联系的任务。

日本帝国主义在四年战争中不能解决的中国问题，它现在企图来“最后解决”了，一切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加以轻视的意见是不对的。在这种意见之下，就是国共磨擦，就是反共高潮，就是两个战争。我们主张是国共团结，是消灭磨擦，是一个战争。须知只有一个战争，一个专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才能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与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中国的外交政策必须是亲苏政策，虽然同时不放弃对英对美的外交。中国的内政政策，必须是民主政策，一切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反动政策，必须取消。

现在是中国存亡绝续的关键，全国一切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主要的敌人。中国共产党是站在这一斗争的前线的，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将来还是如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始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国共产党是与人为善的，一切在抗日战争中犯过错误的人，中国共产党与以反省改悔的机会，仅仅对背叛民族利益而又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的人，方才与以坚决的打击。而这乃是完全必要的，对于背叛民族利益而又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的民族叛徒，如不与以坚决的打击，则民族抗战必然遭到失败。

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本报的使命，本报同人完全相信，由于世界人民与中国人民协力斗争的结果，世界必然要变成一个世界人民的光明世界，中国必然要变成一个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企图，我们是能够粉碎的。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今当本报发刊之始，愿掬之诚，以告国人。

根据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延安《解放日报》刊印。


《鲁忠才长征记》一文按语*

(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根据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四日延安《解放日报》刊印。

*这是毛泽东看了《鲁忠才长征记》调查报告后写的按语。这个调查报告记述了鲁忠才带领运输队到陕甘宁边区所属的“三边”（盐边、靖边、定边）地区长途运盐的情况。


关于农村调查*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三日)

情况是逐渐了解的，需要继续不断的努力

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作了许多调查。

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可惜很多同志常是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完全不重视调查研究工作。

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

我们的调查工作，是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作，不要性急。我自己认识农村，就是经过好几年的工夫的。

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1〕，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我做了四个月的农民运动，得知了各阶级的一些情况，可是这种了解是异常肤浅的，一点不深刻。后来，中央要我管理农民运动。我下了一个决心，走了一个月零两天，调查了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这五县正是当时农民运动很高涨的地方，许多农民都加入了农民协会。国民党骂我们“过火”，骂我们是“游民行动”,骂农民把大地主小姐的床滚脏了是“过火”。其实，以我调查后看来，也并不都是象他们所说的“过火”，而是必然的，必需的。因为农民太痛苦了。我看受几千年压迫的农民，翻过身来，有点“过火”是不可免的，在小姐的床上多滚几下子也不妨哩!

不过，在当时我对于农村阶级的结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当然，今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是剥夺地主、富农的所有权，而是减租减息。否则，是不能团结他们抗日的。

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

所以，从我个人调查农村来说，是经过了六七年的时间的。现在你们有了过去同志们的经验，都可以走直路了，可以把六七年的工作，在几个月内完成。今天同志们的任务是脚踏实地去钻，去努力，只要不整天睡觉，一天就六小时的工作，也是可以获得很多成绩的，但需继续不断的努力。

二方法

1、对立统一，阶级斗争，是我们办事的两个出发点。当我们观察一件事物时，第一步的观察只能看到这件事物的大体轮廓，形成一般概念。好比一个初来延安的人，开始他对延安的认识只是一般的、笼统的。可是当他参观了抗大、女大以及延安的各机关学校之后，他采取了第二个步骤，用分析方法把延安的各部分有秩序地加以细细的研究和分析。然后第三步再用综合法把对各部分的分析加以综合，得出整体的延安。这时认识的延安就与初来时认识的延安不同，他开始看见的是整个的延安，现在看见的也是整个的延安，但与开始的了解不同了，现在他对延安就有了科学的认识和具体的了解。观察一个农村，也同样是如此。

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写成的，先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部分，然后加以综合，得出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来。

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分析。应该是分析而又综合，就是在第二步骤的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古人说：文章之道，有开有合。这个说法是对的。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

如果我们观察问题是走马看花的，各样都弄一点，这只是空花费了时间，一事无成。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方面的观点，这种观点，就是对立统一和阶级斗争。象我上面刚才讲的分析法和综合法，就是用这观点。假如同志们把这观点用去分析农村，你就可以知道农村有些什么阶级，它们主要的特点是什么，以及它们彼此的关系怎样。同志们给我的问题中，有问到什么是富农。我以为地主是以收租为主；富农是以雇工为主，自己参加劳动；中农是以不出卖劳动力为主，经营自己的土地；贫农是一定要出卖劳动力，靠自己的土地不够生活；雇农完全出卖劳动力，没有土地。当然，这是指它们的主要标志。

这样分析了农村中的各个阶级、阶层及其生活概况，然后才能对农村有正确的全面的了解。

我们要用钻研的方法来分析客观，分析阶级。对实际问题不应当熟视无睹，应当捣毁“牛皮公司”，应当经过自己头脑深思熟虑，应当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一九○五年，列宁说推翻沙皇政府，俄国要组织工农政府，而托洛茨基则认为只能组织工人政府。这就是托落茨基没有把理论与实践真正地结合起来。我们应当从实践中找出事物运动的规律来，产生新的理论。如中国抗战的持久性，长期性，就是抗战的规律。今天同志们下乡去调查，就应该以这种观点和方法指导自己的实践，另方面又从实践中不断地充实自己的理论。

2、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都是收集了很多统计和材料，但采取最能表现特点的一部分。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就有同志要问：“十样事物，我调查了九样，只有一样没有调查，有没有发言权?”我以为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

今天中国主要的矛盾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成为次要的。西安事变前主要矛盾在国共两党之间，而西安事变后，主要矛盾则在中日之间。因此，今天无论解决任何问题，都应该以这个主要矛盾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假若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微末节，犹如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仍是无发言权的。

所以，我们做综合工作时，不要陷于狭隘的经验论。

三答复几个问题

同志们提了很多问题，只能答复一部分。有些问题也不能答复，因为要全部答复了，同志们便可以不必下乡。而这许多问题又必须亲自下乡调查后才能了解，依据不同的具体对象和情况，而有不同的解决。

怎样开调查会?一个调查会不仅提出问题,而且要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参加调查会最好有三、五人。我在兴国调查中，知道地主占有土地达百分之四十，富农占有土地达百分之三十，地主、富农所共有的公堂土地〔2〕为百分之十，总计地主与富农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中农、贫农只占有百分之二十。但是，地主人口不过百分之一，富农人口不过百分之五，而贫农、中农人口则占百分之八十。一方面以百分之六的人口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另方面以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则仅占有土地百分之二十。因此得出的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

怎样找调查的典型?调查的典型可以分为三种：一、先进的，二、中间的，三、落后的。如果能依据这种分类，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

如何收集和整理材料?都必须自己亲身去做，在做的过程中找出经验来，用这些经验再随时去改进以后的调查和整理材料的工作。

怎样使对方说真话?各个人特点不同，因此，要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是,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要在谈话过程中和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

我在兴国调查中，请了几个农民来谈话。开始时，他们很疑惧，不知我究竟要把他们怎么样。所以，第一天只是谈点家常事，他们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这样使他们开始了解我的真意，慢慢有点笑容，说得也较多。到后来，我们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象自家人一样。

其他问题也不必多谈，还是让你们早日下去亲自调查为好。

根据《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二月版)刊印。

*本篇是毛泽东在延安对中央妇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的讲话。

注释

〔1〕指英国克卡朴(今译为“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李季翻译，一九二○年十月新青年社出版。

〔2〕公堂土地，指各种祠、庙、会、社占有的土地。这些土地主要掌握在地主富农手里。


中宣部宣传要点*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一)本部宣传要点，以前偏重党外宣传，从本期起，决定加上党内宣传，希各地同志注意。

(二)鉴于遵义会议以前，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错误给予党与革命的损失异常之大，鉴于遵义会议以后党的路线虽然是正确的，但在全党内，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与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地存在着，故在去年内，中央政治局多次地着重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发表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开展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干部学校的决定与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此外，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央的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了反对宗派主义的演说。这些决定及演说，已在全党起了指导的作用，已引起了很多同志的注意，已在具体纠正至今尚存在着的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这是好的现象，这是一方面的现象。但在另一方面，中央的决定及中央同志的演说，在另外许多同志中，并没有引起深刻的注意。其原因，或则是有些同志过去犯了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相当的严重，一时尚没有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不愿意作深刻的自我批评，不愿意迅速地改正自己的错误；或则是有些同志自以为过去并没有犯过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路线错误，因此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不知在他们自己过去与现在的思想中行动中，也曾有过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因素，也曾犯过某些错误。例如容易冲动，以感想代政策，对于敌友我三方情况懂得很少也安之若素，对客观事物缺乏科学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精神，而有自以为是的精神，这些便都是主观主义的错误因素。再则，例如在党内闹独立性，把发扬独立工作能力、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这些正确的东西与不服从上级、不服从多数、不服从中央、将个人与党对立、个人超过了党(个人突出)、个人英雄主义(与民族英雄主义群众英雄主义相区别的)这些错误的东西,混淆起来。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上，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上，在本军干部与友军干部的关系上，在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关系上，不注意互相帮助互相团结，而是一个轻视一个，甚至一个欺负一个。在这里，没有加重外来干部、军队干部、本军干部及老干部的责任，而对本地干部、地方干部、友军干部及新干部则没有多加原谅，多加帮助，以期团结他们提拔他们在斗争过程中克服各种弱点。许多地方既尚存在着各种不正常的内部关系，这些便都是宗派主义残余在党内的表现。至于党员与非党员，党的干部与非党干部之间的关系，则更加存在着非常之大的隔阂，不了解,不关心与轻视,而其责任则主要应由党员及党的干部担负之。“三三制”〔1〕在各根据地并没有完满彻底十分认真地实行，就是这种宗派主义存在的表现。在党内与党外的关系上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宗派主义错误这一点，并未为一切或大多数同志所深刻注意，这是真确的事实。凡此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要进行斗争，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多大效力的。因此，希望全党全军的各级领导机关与各级领导同志对于这个问题加以注意，进行宣传，进行工作。本部对这个问题将陆续给以上述材料，以为同志工作的参考。

根据手稿刊印。

*本篇是毛泽东在全党普遍整风前夕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写的宣传要点。在这以后，毛泽东于二月一日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讲演，二月八日作了《反对党八股》的讲演。注释〔1〕“三三制”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的政权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权的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


反对党八股*

(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

刚才凯丰同志讲了今天开会的宗旨。我现在想讲的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样拿党八股做它们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

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只给自己看，那倒还不要紧。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人数多了一倍，已属害人不浅。如果还要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许多的人。而写党八股的人们，却总是想写给许多人看的。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1〕。我们为什么又叫它做党八股呢?这是因为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土气。也算一个创作吧！谁说我们的人一点创作也没有呢?这就是一个!(大笑)

党八股在我们党内已经有了一个长久的历史；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有时竟闹得很严重。

从历史来看，党八股是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

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总之，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这就是老八股、老教条。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五四运动还有和这相联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大功绩；这个反对老八股、老教条的斗争，也是它的大功绩之一。但到后来就产生了洋八股、洋教条。我们党内的一些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则发展这种洋八股、洋教条，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这些就都是新八股、新教条。这种新八股、新教条，在我们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弄得根深蒂固，使我们今天要进行改造工作还要费很大的气力。这样看来，“五四”时期的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反对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的运动，后来被一些人发展到了它的反对方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条。它们不是生动活泼的东西，而是死硬的东西了；不是前进的东西，而是后退的东西了；不是革命的东西，而是阻碍革命的东西了。这就是说，洋八股或党八股，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但在共产党内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这样看来，党八股这种东西，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并不是偶然的东西。我们懂得这一点是有好处的。如果“五四”时期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和必需的，那末，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这个工作，五四运动时期还不过是一个开端,要使全国人民完全脱离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统治,还须费很大的气力，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缚。至于我们党内一部分(当然只是一部分)同志所中的党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不除去，那末，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而对于老八股和老教条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影响，以及洋八股和洋教条在全国许多人中间的影响，也就不能进行有力的斗争，也就达不到加以摧毁廓清的目的。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而是剥削阶级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中国是一个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洋八股，或党八股。

要做对于这些东西的肃清工作和打扫工作，是不容易的。做起来必须得当，就是说，要好好地说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说理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

现在来分析一下党八股的坏处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仿照八股文章的笔法〔2〕来一个“八股”，以毒攻毒，就叫做八大罪状吧。

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去年六月二十二日，苏联进行那么大的反侵略战争，斯大林在七月三日发表了一篇演说，还只有我们《解放日报》一篇社论那样长。要是我们的老爷写起来，那就不得了，起码得有几万字。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唤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么?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或者有人要说：《资本论》不是很长的么，那又怎么办？这是好办的,看下去就是了。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

党八股的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有些党八股，不只是空话连篇，而且装样子故意吓人，这里面包含着很坏的毒素。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3〕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却生怕人家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装样子吓人；以为这一吓，人家就会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从前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常常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残酷斗争”，一个叫做“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党内也常常有敌人和敌对思想混进来，如《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四条所说的那样。对于这种人，毫无疑义地是应该采用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手段的，因为那些坏人正在利用这种手段对付党，我们如果还对他们宽容，那就会正中坏人的奸计。但是不能用同一手段对付偶然犯错误的同志；对于这类同志，就须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就是《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五条所说的方法。从前我们那些同志之所以向这些同志也大讲其“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一方面是没有分析对象，一方面就是为着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至于以装腔作势来达到名誉和地位的目的，那更是卑劣的念头，不待说的了。总之，任何机关做决定，发指示，任何同志写文章，做演说，一概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要靠有用。只有靠了这个才能争取革命胜利，其他都是无益的。

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早几年，在延安城墙上，曾经看见过这样一个标语：“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这个标语的意思并不坏，可是那工人的工字第二笔不是写的一直，而是转了两个弯子，写成了“へ”字。人字呢?在右边一笔加了三撇，写成了“ほ”字。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是无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写在抗日时期延安这地方的墙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很难得到解释。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许多人常常以为自己写的讲的人家都看得很懂，听得很懂，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他写的和讲的是党八股，人家哪里会懂呢?“对牛弹琴”这句话，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为什么不看对象乱弹一顿呢?何况这是党八股，简直是老鸦声调，却偏要向人民群众哇哇地叫。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么?我们和无论什么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里面想些什么东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么?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

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象个瘪三〔4〕。上海人叫小瘪三的那批角色，也很象我们的党八股，干瘪得很，样子十分难看。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象个瘪三么?一个人七岁入小学，十几岁入中学，二十多岁在大学毕业，没有和人民群众接触过，语言不丰富，单纯得很，那是难怪的。但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现在我们有许多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也不学语言。他们的宣传，乏味得很；他们的文章，就没有多少人欢喜看；他们的演说，也没有多少人欢喜听。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象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象一个健康的人。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份。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因为中国原有语汇不够用，现在我们的语汇中就有很多是从外国吸收来的。例如今天开的干部大会，这“干部”两个字，就是从外国学来的。我们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现在中党八股毒太深的人，对于民间的、外国的、古人的语言中有用的东西，不肯下苦功去学，因此，群众就不欢迎他们枯燥无味的宣传，我们也不需要这样蹩脚的不中用的宣传家。什么是宣传家?不但教员是宣传家，新闻记者是宣传家，文艺作者是宣传家，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传家。比如军事指挥员，他们并不对外发宣言，但是他们要和士兵讲话，要和人民接洽，这不是宣传是什么?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只要他不是哑巴，他就总有几句话要讲的。所以我们的同志都非学习语言不可。

党八股的第五条罪状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你们去看一看中药铺，那里的药柜子上有许多抽屉格子，每个格子上面贴着药名，当归、熟地、大黄、芒硝，应有尽有。这个方法，也被我们的同志学到了。写文章，做演说，著书，写报告，第一是大壹贰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还有大ABCD，小abcd，还有阿刺伯数字，多得很!幸亏古人和外国人替我们造好了这许多符号，使我们开起中药铺来毫不费力。一篇文章充满了这些符号，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说来说去还是一个中药铺,没有什么真切的内容。我不是说甲乙丙丁等字不能用，而是说那种对待问题的方法不对。现在许多同志津津有味于这个开中药铺的方法，实在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分类，不是按照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的。单单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使用一大堆互相没有内部联系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一篇演说或一个报告，这种办法，他自己是在做概念的游戏，也会引导人家都做这类游戏，使人不用脑筋想问题，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而满足于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因为这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形式主义的方法，在我们党内很流行，所以必须揭破它，才能使大家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所办的事才能办好，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胜利。

党八股的第六条罪状是：不负责任，到处害人。上面所说的那些，一方面是由于幼稚而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责任心不足而来的。拿洗脸作比方，我们每天都要洗脸，许多人并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后还要拿镜子照一照，要调查研究一番，(大笑)生怕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你们看，这是何等地有责任心呀!我们写文章，做演说，只要象洗脸这样负责，就差不多了。拿不出来的东西就不要拿出来。须知这是要去影响别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啊!一个人偶然一天两天不洗脸，固然也不好，洗后脸上还留着一个两个黑点,固然也不雅观，但倒并没有什么大危险。写文章做演说就不同了，这是专为影响人的，我们的同志反而随随便便，这就叫做轻重倒置。许多人写文章，做演说，可以不要预先研究,不要预先准备；文章写好之后，也不多看几遍，象洗脸之后再照照镜子一样，就马马虎虎地发表出去。其结果，往往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仿佛象个才子，实则到处害人。这种责任心薄弱的坏习惯，必须改正才好。

第七条罪状是：流毒全党，妨害革命。第八条罪状是：传播出去，祸国殃民。这两条意义自明，无须多说。这就是说，党八股如不改革，如果听其发展下去，其结果之严重，可以闹到很坏的地步。党八股里面藏的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毒物，这个毒物传播出去，是要害党害国的。

上面这八条，就是我们申讨党八股的檄文。

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种文风，早已存在，但尚未充实，尚未得到普遍的发展。我们破坏了洋八股和党八股之后，新的文风就可以获得充实，获得普遍的发展，党的革命事业，也就可以向前推进了。

不但文章里演说里有党八股，开会也有的。“一开会，二报告，三讨论，四结论，五散会”。假使每处每回无大无小都要按照这个死板的程序，不也就是党八股吗?在会场上做起“报告”来，则常常就是“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部”，会是常常从早上开到晚上，没有话讲的人也要讲'一顿，不讲好象对人不起。总之，不看实际情形，死守着呆板的旧形式、旧习惯，这种现象，不是也应该加以改革吗?

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很好。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人则连“少许”还没有实行，却在那里提倡“化”呢!所以我劝这些同志先办“少许”，再去办“化”，不然，仍旧脱离不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这叫做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没有结果的。例如那些口讲大众化而实是小众化的人，就很要当心，如果有一天大众中间有一个什么人在路上碰到他，对他说：“先生，请你化一下给我看。”就会将起军的。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

今天会场上散发了一个题名《宣传指南》的小册子，里面包含四篇文章，我劝同志们多看几遍。

第一篇，是从《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上摘下来的，讲的是列宁怎样做宣传。其中讲到列宁写传单的情形：“在列宁领导下，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第一次在俄国开始把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当某一个工厂里爆发罢工时，‘斗争协会’因为经过自己小组中的参加者而很熟悉各企业中的情形，立刻就印发传单、印发社会主义的宣言来响应。在这些传单里，揭露出厂主虐待工人的事实，说明工人应如何为自身的利益而奋斗，载明工人群众的要求。这些传单把资本主义机体上的痈疽，工人的穷困生活，工人每日由十二小时至十四小时的过度沉重的劳动，工人之毫无权利等等真情实况，都揭露无余。同时，在这些传单里，又提出了相当的政治要求。”

是“很熟悉”啊!是“揭露无余”啊!

“一八九四年末，列宁在工人巴布石金参加下，写了第一个这样的鼓动传单和告彼得堡城塞棉尼可夫工厂罢工工人书。”

写一个传单要和熟悉情况的同志商量。列宁就是根据这样的调查和研究来写文章做工作的。

“每一个这样的传单，都大大提高了工人们的精神。工人们看见了，社会主义者是帮助他们、保护他们的。”

我们是赞成列宁的么?如果是的话，就得依照列宁的精神去工作。不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不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也不是自以为是，夸夸其谈；而是要照着列宁那样地去做。

第二篇，是从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报告中摘下来的。季米特洛夫说了些什么呢?他说：“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这些战士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和情绪。”

“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那末广大群众是不能领会我们的决议的。我们远不是随时都善于简单地、具体地、用群众所熟悉和懂得的形象来讲话。我们还没有能够抛弃背得烂熟的抽象的公式。事实上，你们只要瞧一瞧我们的传单、报纸、决议和提纲，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常常是用这样的语言写成的，写得这样地艰深，甚至于我们党的干部都难于懂得，更用不着说普通工人了。”

怎么样?这不是把我们的毛病讲得一针见血么?不错，党八股中国有，外国也有，可见是通病。(笑)但是我们总得照着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指示把我们自己的毛病赶快治好才行。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切实领会下面这条起码的规则，把它当作定律，当作布尔塞维克的定律：当你写东西或讲话的时候，始终要想到使每个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号召，都决心跟着你走。要想到你究竟为什么人写东西，向什么人讲话。”

这就是共产国际给我们治病的药方，是必须遵守的。这是“规则”啊!

第三篇，是从《鲁迅全集》里选出的，是鲁迅复“北斗杂志社”〔5〕讨论怎样写文章的一封信。他说些什么呢?他一共列举了八条写文章的规则，我现在抽出几条来说一说。

第一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讲的是“留心各样的事情”，不是一样半样的事情。讲的是“多看看”，不是只看一眼半眼。我们怎么样？不是恰恰和他相反，只看到一点就写吗?

第二条：“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我们怎么样？不是明明脑子里没有什么东西硬要大写特写么？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来“硬写”，这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第四条：“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

孔夫子提倡“再思”〔6〕，韩愈也说“行成于思”〔7〕，那是古代的事情。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

第六条:“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我们“生造”的东西太多了，总之是“谁也不懂”。句法有长到四五十个字一句的，其中堆满了“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许多口口声声拥护鲁迅的人们，却正是违背鲁迅的啊!

最后一篇文章，是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论宣传的民族化。六届六中全会是一九三八年开的,我们那时曾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必须反对空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活的共产党员，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

这里叫洋八股废止，有些同志却实际上还在提倡。这里叫空洞抽象的调头少唱，有些同志却硬要多唱。这里叫教条主义休息，有些同志却叫它起床。总之，有许多人把六中全会通过的报告当做耳边风，好象是故意和它作对似的。

中央现在做了决定，一定要把党八股和教条主义等类，彻底抛弃，所以我来讲了许多。希望同志们把我所讲的加以考虑，加以分析，同时也分析各人自己的情况。每个人应该把自己好好地想一想，并且把自己想清楚了的东西，跟知心的朋友们商量一下，跟周围的同志们商量一下，把自己的毛病切实改掉。

根据《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七月版)刊印。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一次干部会上的讲演。当时新华社发的会议消息说：“这次会议是专为肃清党八股，反对宣传工作中浮而不实、无的放矢的恶劣作风而召集的，到会者有中共中央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何凯丰等，及党内外高级干部与从事文化工作、研究工作、编写工作的干部八百余人。”中宣部负责人何凯丰主持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痛数党八股的罪状，号召全党实行抵制”。十一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宣布党八股的死刑》。

注释

〔1〕反对新旧八股是鲁迅一贯的精神。鲁迅曾在《伪自由书·透底》一文中说：“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甚么代圣贤立言，甚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合于功令的格式，用这格式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二来，连应试的人也觉得又省力，又不费事了。这样的八股，无论新旧，都应当扫荡。”洋八股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些浅薄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展起来的东西，并经过他们的传播，长时期地在革命队伍中存在着。鲁迅批判这种洋八股说：“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例如只会‘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而不肯具体地切实地运用科学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释每天的新的事实，新的现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这也是一种八股。”(《透底》附录《回祝秀侠信》)

〔2〕八股文是中国明、清封建皇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部分组成。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这四个段落中，又都有两股两相比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做八股文。这里毛泽东是用八股文这类东西去比喻和讽刺教条主义。

〔3〕这是鲁迅《南腔北调集》中一篇文章的题名。

〔4〕解放以前，上海人称城市中无正当职业而以乞讨、偷窃等为生的游民为瘪三，他们通常是极瘦的。

〔5〕《北斗杂志》，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间出版的月刊。《答北斗杂志社问》载《鲁迅全集》第四卷《二心集》中。

〔6〕见《论语·公冶长》。

〔7〕韩愈是公元八世纪至九世纪时人，中国唐代著名的大作家。他在《进学解》一文中说：“行成于思，毁于随。”


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现在共产党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就是合乎人民公意的政策。在执行这个政策中，常常要遇到许多障碍，比如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为了纠正这些不良作风，我们提出了整顿三风。但要达此目的，非有集体的行动，整齐的步调，不能成功。今天这个会，大家发表了许多意见，今后就可在共同的目标上，一致前进。〔1〕

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

关于整顿三风问题，各部门已开始热烈讨论，这是很好的现象。但也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潮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

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根据一九四二年四月二日延安《解放日报》刊印。

*这个座谈会是在杨家岭召开的，到会有延安各部门负责同志和作家七十多人。本篇是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要点。

注释

〔1〕在这次《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于一月二十四日决议：“同意毛主席指出今后《解放日报》应从社论、专论、新闻及广播等方面贯彻党的路线与党的政策，文字须坚决废除党八股。”

三月八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

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发出通知，全文是：“(甲)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每天与数十万的群众联系并影响他们，因此，把报纸办好，是党的一个中心工作，各地方党部应当对自己的报纸加以极大注意，尤应根据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号召，来检查和改造报纸。(乙)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要这样做，才是名符其实的党报，如果报纸只是或者以极大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末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不过为别人的通讯社充当义务的宣传员而已，这样的报纸是不能完成党的任务的。如果各地党报犯有这样毛病，就须立即加以改正。(丙)要使各地的党报成为真正的党报，就必须加强编辑部的工作，各地高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亲自注意报纸的编辑工作，要使党报编辑部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政治生活联成一气，要把党的政策，党的工作，抗日战争，当地群众运动和生活，经常在党报上反映，并须登在显著的重要的地位，要有与党的生活与群众生活密切相联系的通讯员或特约撰稿员，要规定党政军民各方面的负责人经常为党报撰稿。(丁)党报要成为战斗性的党报，就要有适当的正确的自我批评，表扬工作中的优点，批评工作中的错误，经过报纸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在党报上可以允许各种不同的观点的论争，可以容许一切非党人士站在善意的立场上对我们各方面工作的批评或建议的言论发表。另一方面，要有对于敌人的思想的批判。(戊)各地党报的文字，应力求通俗简洁，不仅使一般干部容易看懂，而且使稍有文化的群众也可以看。通俗简洁的标准，就是要使那些识字不多而稍有政治知识的人们听了别人读报后，也能够懂得其意思。”

在这次改版座谈会以后，四月一日，《解放日报》即发表社论《致读者》，宣布从今天起，报纸的版面加以彻底的改革，其目的是“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这样贯彻我们报纸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以后，《解放日报》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办报方针和有关新闻学方面的重要社论和文章。


党报应吸收党外人员发表言论*

(一九四二年三月)

一

(一)关于韩国临时政府情形请于日内电告。(二)张申府纪念《新华日报》的文章〔1〕表示对我党满腔热情，已在解放转载〔2〕。他希望把党报变为容许一切反法西斯的人说话的地方，这一点是很对的，新华〔3〕、解放都应实行。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有讨论，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新华日报》亦宜有所改进。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中央已准备了一个决定草案，下周可通过，党报应容纳党外人员说话亦包括在内。

(三月十四日)

二

任何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对我党和我党党员及干部都有批评的权利。除破坏抗战团结者的恶意攻击以外，一切善意批评，不论是文字的、口头的或其他方式的，党员及党组织都应虚心倾听。正确的批评，应加接受，即使其批评有不确当者，亦只可在其批评完毕，并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加以公平的与善意的解释。绝对不可文过饰非，拒绝党外人员的批评，或曲解善意批评为攻击，而造成党外人员对党的过失缄口不言的现象。党外人员对于违犯政府法令或党的政策的党员及干部，除得向法庭或行政机关依法控诉外，并有权向各级党委控告，直到党的中央。

《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报纸刊物，应吸收广大党外人员发表言论，使一切反法西斯反日本帝国主义的人都有机会在我党党报上说话，并尽可能吸收党外人员参加编辑委员会，使报纸刊物办得更好。党报工作者必须学会善于吸引党外人员在党报上写文章、写通讯的方式和方法。某些党报工作者的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态度，须受到批评。

(三月)

根据手稿刊印。

*本篇第一部分是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第二部分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的关系的决定（草案）》中的两段话。

注释

〔1〕张申府，是大学教授，民主人士。他的文章载于重庆《新华日报》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一日第三版，题目是《新华，新华，我看着你生长，长大——〈新华日报〉创刊四周年纪念祝辞》。

〔2〕解放，指延安《解放日报》。该报于一九四二年三月九日转载了张申府的文章。

〔3〕新华，指重庆《新华日报》。


增强报刊宣传的党性*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月)

一务使报刊宣传服从于党的政策

目前已至促成国共好转，恢复两党谈判，使新四军恢复合法地位，以便坚持抗战的时期。关于打磨擦仗方面，已电李先念今后极力避免，并设法与周围国军改善关系。其他部队，请你加以注意。在宣传方面，亦请注意向宣传人员说明，极力避免谈国民党坏处及作国共好坏比较。范长江头两篇通讯很好，已载解放〔1〕及广播，第三篇不适当，故未发表，请向他说明目前政策，并代我向他致慰问。苏北报纸刊物请你抓紧，务使它们的宣传服从于党的当前政策。

(九月十五日)

二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倾向

最近一个时期内各地宣传曾发生若干不适合目前党的政策的事件。例如，新华社太行分社发表参政会通电主张召集国是会议，山东分社发表东北军一一一师反对国民党人员的通电，苏北分社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新闻，晋西北分社发表某友军致新军五周年纪念贺电(足以影响友军之地位)，均是和我党目前政策不适合的。查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对当地通讯社工作及报纸工作注意甚少，对宣传人员及宣传工作缺乏指导，尚不认识通讯社及报纸是革命政策与革命工作的宣传者组织者这种伟大的作用，尚不懂得领导人员的很多工作应该通过报纸去做。西北中央局已经发表了一个关于报纸工作的决定，各地亦应仿此办理，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拿《解放日报》所发表的关于如何使报纸增强党性的许多文件去教育我们的宣传人员，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

(十月二十八日)

三经常注意掌握新闻政策和社论方针

新华社晋西北分社十八日将邓宝珊〔2〕对新军〔3〕五周年纪念贺电播来延安。除令延安总社不要发表外，请你对晋西北分社及《晋西日报》加以指导。此类电报只能只传，不能发表，以免影响邓宝珊之地位。此外，整个通讯社及报社的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分局必须经常注意，加以掌握，使我们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

(十月二十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本篇第一部分是毛泽东给陈毅的电报；第二部分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指示；第三部分是毛泽东给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林枫的电报。

注释

〔1〕指延安《解放日报》。该报创刊于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

〔2〕邓宝珊，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所部驻陕西榆林。

〔3〕新军，是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山西人民抗日武装。


给何凯丰的信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日)

凯丰同志：

今日与博古〔1〕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他向二百余人作了报告，影响很好(据舒群说)，报馆人员在讨论改进中。谈到各部门利用报纸做工作的事，我想还要讨论一次，以促中央各部门同志的注意。各根据地当局也还未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武器，我想要写一电报(或须用书记处名义)，提出此种任务。整风完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我想亮平〔2〕在翻译方面曾有功绩，最好还是他主持编译部，不知你意如何？不知他自己愿干否？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

罗迈〔3〕走后，中研院由你直接指导。

解放〔4〕第四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我已替舒群约了十几个人帮助征稿，艾、范、孙雪苇〔5〕及工、妇、青三委都在内。青委约的冯文彬，拟每月征6，000—10，000字的青运稿件，不知能办到否?

不愉快的事，过一会也就好了。

敬礼!

毛泽东

九月十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博古，即秦邦宪。

〔2〕亮平，即吴亮平，亦即吴黎平。

〔3〕罗迈，即李维汉。

〔4〕解放，指延安《解放日报》。

〔5〕艾，指艾思奇。范，指范文澜。孙雪苇，即刘雪苇。


《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日)

(一)《解放日报》第四版稿件缺乏，且偏于文艺，除已定专刊及由编辑部直接征得之稿件外，现请下列各同志负责征稿：

荒煤〔1〕同志:以文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江丰同志：以美术为主，其他附之，每月8，000字，此外并作图画。

张庚同志：以戏剧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

柯仲平同志：以大众化文艺及文化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范文澜同志：以历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邓发同志：以工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8，000字。

彭真同志：以党建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5，000字。

王震之同志：以戏剧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冯文彬同志:以青运及体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艾思奇同志:以文化及哲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

陈伯达同志：以政治、经济、国际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周扬同志：以文艺批评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

吕骥同志：以音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蔡畅同志：以妇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董纯才同志：以教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8，000字。

吴老〔2〕：以语文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以上共149，000字。

(二)各同志担负征集之稿件，须加以选择修改，务使思想上无毛病，文字通顺，并力求通俗化。

(三)每篇以不超过4，000字为原则，超过此字数者作为例外。

(四)如每人征集之稿件满12，000字者，可在第四版一次登完。但编辑部可以调剂稿件，分在两天或三天登完，并不用专刊名目。

(五)如有不合用之稿件，由编辑部退回负责征稿人，再行补征。如由编辑部作重要之修改，则应与征稿人商量一下。

根据手稿刊印。

*这个征稿办法是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拟订的。

注释

〔1〕荒煤，即陈荒煤。

〔2〕吴老，指吴玉章。


运用舆论反击国民党进攻*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月)

一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

(一)国民党乘共产国际解散〔1〕机会，准备以武力进攻陕甘宁边区，迫我就范。同时发动宣传攻击，以造成反共舆论。

(二)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

(三)各地应响应延安的宣传，在七月内先后动员当地舆论，并召集民众会议，通过要求国民政府制止内战，惩办挑拨内战分子之通电，发来新华总社，以便广播，造成压倒反动气焰之热潮，并援助陕甘宁边区之自卫斗争。其宣传方针，根据延安民众大会通电之内容与口号。

(四)为乘此机会加强党内教育与人民教育，应将延安发表诸文件及当地发表之文件，印成小本，给予干部阅读并发动讨论。

(五)陕甘宁边区正在进行各分区及各县党政军民的广大动员。

(七月八日)

二速将“七七”宣言等分发各报馆各界人士

各电均悉。速将“七七”宣言，朱总〔2〕致蒋、胡〔3〕电，延安新华社揭穿西安特务假造民意新闻及延安民众大会通电(今日发出)密印分发各报馆、各外国使馆、各中间党派、文化人士，并注意设法寄往成都、桂林、昆明各界及地方实力派，是为至要。此种宣传品散发愈普遍则愈于我方有利，请用全部精力组织此事，并很机密地进行之。

(七月九日)

三将延安民众大会通电等密发社会各界

速将朱总、肖主任〔4〕致蒋、胡等电报，新华社揭发西安特务假造民意新闻，及本日延安民众大会通电，设法密印数十至数百份，密发社会各界。此种工作甚为重要。

(七月九日)

四我闪击宣传已收效

我宣传闪击已收效，不但七日外国记者纷纷质问张道藩〔5〕，而且引起英、美、苏各大使开会，根据朱致蒋、胡电警告蒋，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停止援助。更因延安紧急动员，使蒋害怕，不得不改变计划，十日令胡停止行动，十一日蒋、胡均复电致朱声明无进攻意，十二日胡下令开始撤退一个师及两个军部(第一军及九十军)，内战危机似可克服。此次蒋之阴谋迅速破产，是我抓紧时机捉住反对内战、反对侮辱共产党两个要点，出其不意，给以打击。重庆外国人是与蒋、胡同时(五日)得到朱总电，故能于“七七”纪念日引起质问及各大使干涉。太南打击刘进〔6〕尚非其时,望用一切方法克服困难，保持国共一年和平，我党即可能取得极有利地位。

(七月十三日)

五多登反法西斯的文章

甲、边区军事虽稍缓和，但国民党的武装准备并未放松，其宣传斗争则更加紧，各地参议会、新闻、文化、妇女等团体请解散中共电，已有十多处，中央社更发反共社论专电动员舆论。不知重庆月来舆论如何，望电告。

乙、此间除继续广播《评中国之命运》各文外，拟于八九两月发动反对中国的法西斯主义的运动，通电全国，主张取消各种特务组织，严禁传播法西斯主义思想，以揭穿蒋记国民党实质，并教育自己。不久将有通电文章广播，请预为准备。

丙、渝、桂文化界反压迫抗议事可行，惟望注意：一、除少数知名之士外，不要暴露隐藏的文化人。二、发表的形式可采取多样的。三、尽量争取中间人，在中间刊物发表抗议。四、译成英文向美英出版界揭露。五、新华、群众〔7〕多登载反法西斯主义文章，以开展思想斗争。

(八月十一日)

六各地应广泛散发《解放日报》十月五日评论

(一)十月五日《解放日报》发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及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你们收到后，除登报外，应大量印成小册，广为散发，除教育干部外，应发到国民党区域各大城市及沦陷区人民中去。这个文件就是党的方针，就是对于时局的总结。(二)《解放日报》从十月六日起，暂时停止登载揭露国民党的言论，以示缓和，看一看国民党是否有政治解决及缓和时局的趋向。十月六日起，新华总社及各地分社相应停发一切揭露国民党的稿件。但各地报纸仍应继续揭露国民党，特别是反特务斗争消息应不断在报上登载。陕甘宁边区则用地方小报登载此种消息。党内阶级教育，继续进行，绝不停止。

(十月五日)

第一、二、三、四、六部分根据手稿，第五部分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一九四三年七月，国民党政府蒋介石、胡宗南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决定进行宣传反击，同时在军事上作好充分准备。毛泽东高瞻远瞩地组织了这次宣传反击，以闪击之势出其不意，给以打击，使蒋、胡不得不改变计划，声明“误会”，下令撤退，迅速地克服了内战危机。这里选编的六份电报都是毛泽东起草的。本篇第一部分是发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电报；第二、五部分是发给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董必武的电报；第三部分是发给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周子健的电报；第四部分是发给八路军山西前线彭德怀的电报；第六部分是发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的电报。

注释

〔1〕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成立于一九一九年三月，一九四三年六月解散。

〔2〕朱总，即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

〔3〕蒋，指蒋介石。胡，指胡宗南，当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

〔4〕肖主任，指肖劲光，当时任第十八集团军留守处主任。

〔5〕张道藩，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6〕刘进，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军军长，当时驻太行山南部山西省陵川县一带。

〔7〕新华，指重庆《新华日报》；群众，指《群众》杂志。


给秦邦宪的信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一日)

博古同志：

罗果夫文后段甚为重要，请登明日新闻〔1〕，并发广播。后日请将罗文前后两段全文重登于社论地位〔2〕，题为《对于中国政府之批评》，下署罗果夫名，旁列小注：“苏联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八月八日在莫斯科出版之《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上所著严正批评中国政府之论文，本报曾分两次登载，为便读者通览全文起见，特再发表于此。罗果夫此文曾被美国及英国报纸广泛登载，引起世界人士的注意，在重庆亦曾博得中国真正爱国人士的广大欢迎，实为我六年抗战中苏联人士第一次对于中国政府有系统的批评。此种批评，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一切真正爱国人士的见解完全一致，但望国民党当局对于国际国内的公正舆论，勿加漠视，认真纠正自己的错误，抗战前途，庶有裨益。罗果夫全文如次。”题目用特别大字，小注及全文均用四号字。并再发广播一次至二次，特别注意使必武〔3〕收到，要他在重庆多印广发(我去电)。

毛泽东

九月十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罗果夫文后段刊于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三日延安《解放日报》第一版，其前段刊于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延安《解放日报》第一版。

〔2〕罗果夫《对于中国政府之批评》全文刊于一九四三年九月十四日延安《解放日报》第一版。

〔3〕必武，即董必武。


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关于报纸。现在高级领导同志，甚至中级领导同志都有一种感觉，没有报纸便不好办事。饭来了，报来了，他们有些人是先看报、后吃饭的。假使每个县上这样的工作同志增加到十五人至二十人，那我们的工作就会做得更好。有一位本地工农出身的同志告诉我，他就是先看报的。解放报〔1〕在边区已成为一个组织者。没有解放报，在这样一个人口稀少，地域辽阔，在全中国算是很落后的地区工作是很困难的。有一个解放日报，就可以组织起整个边区的政治文化生活。还有群众报〔2〕，发行更广，看的人更多。现在边区还有许多地方报纸，是各地地委办的，我看到的有关中、绥德的报纸，陇东、三边听说也有。关中、绥德两个地区的报纸似乎还不错，新闻编写得都很好。陇东、三边的还没有看到。这些地方报纸之所以需要，就是因为仅仅有一个解放报、一个群众报还不够，他们那里出一个报纸，反映情况可以更直接，更快些。我想这是好的。我们地委的同志，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要以很大的精力来注意这个工作，使这个东西一年比一年进步。我们的各旅是不是有报？我知道关中的那个旅有报，附设在关中报里头。三五九旅也有。听说有些团也有，各县还没有。可不可以在各县也办一些报纸？这点还毫无经验。究竟需要不需要？有些我看不需要，比如延安，因为解放报、群众报就在它这里出版。有些离延安远的县份是不是需要？比如有些县委可以出一个油印报，请一位知识分子负责，定期也好，不定期也好，从编辑到发行，包括写钢板，一个人就差不多了。报上登些什么呢？比如我们这里出了一个申长林〔3〕，就把他的事迹登上，有一个陈德发〔4〕也可以写进去，不专等延安的解放报。这个事情同志们可以考虑一下，当然也不要以为这是杨家岭开了会的，于是就发命令要大家都办。如果不需要，就不办。也可以先从一两个县办起来试一试。

过去我们学会了一种工作方式，就是开会。这个方式各处盛行，多年以来我们就没有放弃过这种工作方式。如果你们再把办报这个工作方式采用起来，那么许多道理、典型就可以经过报纸去宣传。这也是一个工作方式。至开会是哪一年也要的。外国也开会,日本帝国主义东条〔5〕也开内阁会，英国邱吉尔〔6〕也开内阁会，美国还开国会。古时也开会，叫做宫廷会议，但那时还没有学会用广播、报纸做工作。现在我们要学会这种工作方式。现在我们边区，开会是最重要的工作方式，报纸发出去可以省得开许多会，所以报纸也可以当做重要的工作方式，教育方式。不但发行的报纸可以当做工作方式，墙报也可以当做工作方式。这也算是报，是墙报。但是，我们还不会使用它，还拿不出一种轰动全城的革命墙报，吸引全延安的人来看。我想一个伙食单位，比如说有一百个人，出墙报一张，这里总有一个首长，他就要把墙报当做自己组织工作、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武器，自己写社论。现在有些墙报办得不好，只有写文章的人才看。可不可以开个墙报会?假如现在有两百个机关办墙报，每个墙报来一个编辑，来一个首长，开一个四百多人的会议。这个会一定要首长参加。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墙报才能办得好。要把墙报办得又有革命的内容，又生动活泼，成为组织各机关工作的一种工作方式。这样，耗费一点纸也没有关系。如果还是现在这样的墙报，那我看就是不出也可以。听说现在三边也有一些墙报，可见这种方式之普遍。

这样来办报纸，那末全边区可以有千把种报纸，这叫做全党办报。一个机关也可以办报，党员非党员都可以参加，这叫做党与非党联盟。这样一来，我们的报纸可以起很大的作用。过去在这一点上注意不够，现在要各机关首长负责，把报纸当做自己很好的工作方式。我们有很多的政治经济工作，如果办好报纸，就可以使这些工作做得更好。报纸这个东西是反映和指导政治经济工作的一种武器。

昨天报上登了一个消息，是关于一个完小〔7〕的消息。这是一条很好的新闻，有这样一条新闻，比我们讲好多话还起作用。因为这个完小已经做出了实际成绩，应该把它广播到全国去。这个小学办得很好。过去有的小学办得不好，群众不欢迎，我们硬要办，这是命令主义。从前我们杨家岭有一个教员，教了年把，我问他你讲的课人家懂不懂，他说听是听不大懂，但是还要讲。我说，我们共产党要学会一个办法，就是人家不听就不讲了。教育厅开了会，说学校要归民办，我想这样很好。乔木同志对我讲，学校要村办才好。听说陈德发那个乡村，一个乡只办一个小学，学生读书要走几十里路，很不方便。昨天报上还有一条消息，说锁家岩小学的学生，早晚帮助家里做事，一面读书，一面帮助家里做事，同时没有变成公家人的危险。在乡村里，一个村办一个小学是比较方便的。如果一个乡办一个小学，娃娃读书要寄宿，寄宿要交粮食，在家里吃饭，六七斗便够了，交学校要一石三斗，又有变成公家人的危险，这是不妥当的。变成参加革命的公家人，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比如劳动英雄在边区开了会，各个县上开了会，场面见得大了，他自然而然愿意脱离生产，出来参加工作。这好比民兵变成游击队，游击队变成正规军，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现在有些不自然，参加工作，脱离生产，好象从他身上割下一块肉，很突然。关于教员问题，我们也可以想法子解决。可以组织识字组。边区过去也搞过识字组，但是失败了，我想实际上是没有做。好象从前提出要增加四十万石公粮一样，提是提出来了，究竟如何增加，没有哪个管。而前年高干会提出增加八万石细粮，结果增加了十六万石,因为去年一月初报纸上出现吴满有〔8〕的按家计划，建设厅把他找到，开了三天会，搞清楚了一个吴满有，才晓得边区要增加多少万石，如何增加法。组织识字组，从前所谓失败我看也是这样。现在情况不同了，群众有了这个要求，我们来一个号召，就可以逐步推广。我们大体上有这样一个计划，就是说陕北三十五万户，一百四十万人，十年之内消灭全部文盲。一天识一个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识三百六十五个字，十年识三千六百五十个字。十年又可以分作两个五年计划，一个五年计划识两千字左右，如果能够识两千字，就接近消灭文盲。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提出一百四十万人口在五年之内都可以看群众报，即使再拖延五年，十年之内，人人都可以看群众报，也可以。我们共产党是以有雄心著名的，在十年之内，我们要使老百姓人人都可以看群众报，有三分之一的人能看解放报。一百四十万人的三分之一能够看解放报，解放报就要印得很多。到那时候恐怕要办很多纸厂。过去吃的是窝窝头，穿的稀烂，冷得要死，哪里还搞什么识字。现在不同了，我们生产有了进步，今年再搞上一年，文化工作就应该提出来了。我想今年冬季要搞一下，因为现在群众要求这样做，比如可以来一个三四个月的冬学。春季夏季是不容易搞的，因为人家忙得要死，要上山种地。今年冬天来一个发动，打下一个基础，明年就会有更大的发展。提高文化，消灭文盲，要靠识字组。当然这也要以自愿为原则。开始不妨组织一两个组，约一些人识字，识字当然比不识字好，于是识字的人就神气。再评选几个模范出来，奖给他们几块手巾，字也识了，手巾也有了，搞他两年就可以搞成一个风气。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本篇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的节录。

注释

〔1〕解放报，指延安《解放日报》，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创刊。

〔2〕群众报，指陕甘宁边区出版的《边区群众报》，一九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在延安创刊。原为周刊，一九四八年一月改为《群众日报》。

〔3〕申长林，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

〔4〕陈德发，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

〔5〕东条，即东条英机，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任日本首相。一九四八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6〕邱吉尔，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五年任英国首相。

〔7〕完小，即完全小学。

〔8〕吴满有，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在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时被俘。


要使人民离开愚昧状态*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为着战胜日本侵略者，于充分注意军事、政治、经济之外，还要注意文教工作。我们解放区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好人，他们的缺点甚至错误，可以在工作中改造，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可贵资本，他们应该被重视。他们中有许多人从事军事、政治、经济工作，另有许多人从事文化、教育、艺术、卫生工作。所有这些人员，都应该被重视。今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会议所指出的方向，各地都可以适用。专制主义者利于人民愚昧，我们则利于人民聪明，我们要使人民都能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与不卫生的状态。各地政府与党组织，均应将报纸、学校、艺术、卫生四项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面。

根据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延安《解放日报》刊印。

*这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说《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中的一段话。


怎样办地方报纸*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本地消息，至少占两版多至三版。排新闻的时候，应以本地为主，国内次之，国际又次之。对于外地与国际消息，应加以改造。对新华社的文章不能全登，有些应摘要，有些应印成小册子。不是给新华社办报，而是给晋绥边区人民办报，应根据当地人民的需要(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否则便是脱离群众，失掉地方性的指导意义。

根据新华社保存的记录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对晋绥边区《抗战日报》的指示。《抗战日报》是《晋绥日报》的前身。


给秦邦宪的信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二日)

博古同志：

今天报载张平凯《晋察冀机关部队大生产的第一年》[1]，请全文分数日广播。此文写得生动,又带原则性。早几日《贯彻减租》社论〔2〕及路家口村新闻〔3〕，谅已广播了，也是很好的。我们报纸自己能写这样的社论，大进步了。(谁人写的?)

《民主同盟宣言》〔4〕请予发表，广播。当《新华》〔5〕发表时，当局动员没收，但由于报童勇敢，大部分发出去了；最后没有了，卖到200元一份，可见民众情绪。十项主张上打的红圈是若飞〔6〕标出叫我们注意的，请不要刊落了。

敬礼!

毛泽东

二月十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张平凯，当时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生产民运部部长。他写的这篇文章载于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二日延安《解放日报》第二版。

〔2〕载于一九四五年二月九日延安《解放日报》第一版。

〔3〕载于一九四五年二月九日延安《解放日报》第三版，题为《太行平顺路家口检查减租的经验》。

〔4〕载于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延安《解放日报》第一版。

〔5〕指重庆《新华日报》。

〔6〕若飞，即王若飞。


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要讲真话。那一天我讲过，我们要采取谨慎的态度，谦虚的态度，不要骄傲，不要急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今天再说这样一点：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偷就是偷东西，装就是装样子，“猪鼻子里插葱——装象”，吹就是吹牛皮。讲真话，每个普通的人应该如此，每个共产党人更应该如此。

什么叫不偷?我曾经看到这样的事情，人家写的整本小册子，给调换上几个名词，就说是自己写的，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出版了。不是我的，拿来说是我的著作，这是不是偷?呀!有贼。我们党内也有贼，当然是个别的，很少的。这个问题历来就有的，叫做抄袭。这个事情不好，这是不诚实。马克思的就是马克思的，恩格斯的就是恩格斯的，列宁的就是列宁的，斯大林的就是斯大林的。朱总司令讲的就是朱总司令讲的，刘少奇讲的就是刘少奇讲的，徐老〔1〕讲的就是徐老讲的。张三讲的就是张三讲的，李四讲的就是李四讲的，哪个同志讲的就是哪个同志讲的，不要偷。

什么是不装?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孔夫子的学生子路，那个人很爽直，孔夫子曾对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2〕。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懂得一寸，不讲多了。为什么世界上出了一个装?为什么会感觉到不装不大好呢?这是一个社会现象。偷是社会现象，装也是社会现象。装特别多，在我们党内也特别多。为什么?母亲生他下来就是要他装的?母亲怀他在肚子里就赌咒，就在观音菩萨面前发誓、许愿，一定要生一个装的儿子?当然不是。这是社会的影响，是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党内不允许装。不知道不要紧，知道得少不要紧，对马克思主义知道得很少也不要紧，知道多少就是多少。在这里，我提议我们读五本马列主义的书。马克思的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和恩格斯合著，主要是马克思著的。恩格斯的一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两本，一本是《两个策略》〔3〕，一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读了很好，那两本书读一读也很好，这四本书薄薄的，读起来不会花很多时间。此外，还有《联共(布)党史》〔4〕，比较厚一点。一九三八年到现在是七年，一百零二年减去七年，剩下九十五年，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走了九十五年，产生了《联共(布)党史》。这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它记录了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成功。这本书要读。前面四本也是理论的，也是历史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书多得很，可以先读得少一点。

还有一个是不要吹，就是报实数，“实报实销”。在座的同志不是讨论过党的历史吗?大家发言，说内战时期我们养成一种习惯，向上级报告工作，讲好一点、夸大一点才象样子。其实这样做，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工作是整个人民工作的一部分，是全党工作的一部分，我们都有份，人民都有份。为什么我现在当首长，就是恰好要我当首长?没有别的道理，本来张三李四都可以当，但是点将点到了我的身上，要我当。至于这一份家务，是哪个的?是张三李四的吗?不是，是全党的，是全国人民的。延安是谁的?延安是全国人民的。说延安是共产党的，不对。我曾经和一个党外人士讲过，有人说延安是共产党的，这是不对的。说共产党在这里当首长，是正确的，因为这个天下是我们领导老百姓打出来的。总之，要“实报实销”。我们的情报要真实，不要扯谎。要把自己领导工作的缺点向人家公开，让大家来参观，看我这个旅，有没有马屎、驴屎、有害的微生物，如果有，就来打扫一下，洗干净，扫除官僚主义。

关于要讲真话，我们现在发了一个通令，要各地打仗缴枪，缴一支讲一支，不报虚数。我们曾经有个时期分对内对外，内报一支是一支，外报一支是两支。现在我们专门发了这个通令，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支为一支，两支为两支，是知也。这些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更切实了。

我们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党，一个经过二十五年积累了很多经验的党，一个准备胜利的党。我们要在全国胜利，我们有这个志向。全党要团结起来，为全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记录稿整理刊印。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的一部分。这个报告就《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作了阐述。

注释

〔1〕徐老，指徐特立。

〔2〕引自《论语·为政》。

〔3〕指《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4〕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扫除新闻报道中的资产阶级影响*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

苏联出兵了，红军来援助中国人民驱逐侵略者，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这件事情所发生的影响，是不可估计的。美国和蒋介石的宣传机关，想拿两颗原子弹把红军的政治影响扫掉。但是扫不掉，没有那样容易。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假如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为什么还要请苏联出兵？为什么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还不投降，而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是很错误的。这些同志看问题，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英国有个勋爵，叫蒙巴顿。他说，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误〔1〕。我们这些同志比蒙巴顿还落后。这些同志把原子弹看得神乎其神，是受了什么影响呢?是资产阶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中来的，是从资产阶级的报纸、通讯社来的。有两种世界观、方法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却经常丢在脑后。我们队伍中的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个人主义思想，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影响。对于我们队伍中的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象打扫灰尘一样，常常扫除。

根据《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七月版)刊印。

*这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的一段话。当时延安《解放日报》等一些报纸对原子弹的作用作了夸大的宣传，这段话就是针对这种错误宣传而讲的。

注释

〔1〕蒙巴顿，当时担任东南亚盟军最高指挥官。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他发表谈话，欢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并称：“认为原子弹会停止远东战争是一个最大的错误。”


尽快去上海等地办报*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

(一)上海《新华日报》及南京、武汉、香港等地以群众面目出版的日报，必须尽速出版。根据国民党法令，可以先出版后登记。早出一天好一天，愈晚愈吃亏。

(二)华中可去上海等地公开活动的，如范长江、钱俊瑞、阿英、梅雨〔1〕等，要多去，快去。除日报外，其他报纸、杂志、通讯社、书店、印刷所、戏剧、电影、学校、工厂等方面无不需要。就近请即先到上海工作，在今后和平时期中有第一重大意义，比现在华中解放区意义还重要些，必须下决心用最大力量经营之。

(三)工作进行情形望随时电告，以便配合。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给党中央并转华中解放区负责人的电报。当时，毛泽东正在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

注释

〔1〕范长江，当时任华中新华社、华中新华日报社社长；钱俊瑞，当时任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阿英，即钱杏え，作家，当时任华中文协常委；梅雨，即梅益，当时在华东建设大学任教。


宣传一定要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

(一九四六年五月——九月)

一磨擦消息暂停广播

从二十三日起，磨擦消息暂行停止广播，惟报上仍可登载一部分。对马歇尔〔1〕声明如写评论，请送我一阅为盼!

(五月二十二日)

二适时揭露敌人

从现时起，凡各地蒋军向我进攻之消息，均请发表，并广播；因蒋口头说停战，实际在作战，我应发表新闻予以揭穿。本日《参考消息》中，《顽军侵占青州龙山两车站》、《文水阎军占我孝义镇》等项消息请补发后播，并登报。

今日报纸头条新闻黄墨涵等名流，似在渝不在沪，说他们在沪是否有错，请加考查。

(六月三十日)

三强调我军必胜蒋军必败

文章的写法宜改变，因为在解放区军民中目前的中心问题不是对美蒋的幻想问题，存在这种幻想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向军民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后则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目前解放区军民心目中的中心问题是能否胜利与如何取得胜利，尤其在失了一些地方之后大家很关心。因此我们的文章与新闻立论之重点，不是说敌人如何压迫，如何凶狠，而是要解释敌人虽有二百师兵力，虽有美国援助，虽已经占去一些地方与还可能占去一些地方，但是有种种条件我军必胜蒋军必败。每遇一次胜利，即写一篇社论鼓励之，证明之；每失一重要地方即写一短文解释之，说只要歼敌，将来可以恢复。以上方针，请加考虑，并与乔木、光生商酌实行。至于为揭破美蒋欺骗，可借进攻张家口事件写文揭发，但归结仍应强调我军必胜，方不泄气。此文可作此项目的之用，但须加以改造。

(九月二十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本篇第一、二部分是毛泽东给新华社、解放日报社代理社长兼总编辑余光生的两封信，第三部分是给陆定一的。

注释

〔1〕马歇尔，当时任美国总统的驻中国特使，以“调处”为名，参与国共谈判，力图维护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地位。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日发表了关于制止东北内战的声明。


研究中央政策，纠正错误观点*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六日)

新华社晋冀鲁豫十三日电讯中，有在边区农代大会成立前政务会议应尊重农代筹委会的意见和依据贫农、雇农、工人的要求改进工作等语。其中不但没有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连中农、独立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及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也没有提到。象晋冀鲁豫这样大范围的政权机关不应只是代表农民的，它是应当代表一切劳动群众(工人、农民、独立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及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及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而以劳动群众为主体。因此，边区最高政权机关是边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政府，而不是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政府。尽管现在各解放区是农民占绝大多数，但是必须顾到工人及其他各阶层民众，在农民中则必须顾到中农。此项新闻不知你们是否事先看过或事后有所检讨。根据此项新闻，至少我们的新华社及报纸的工作人员，对于毛主席亥有报告〔1〕并未研究，以至对于这些同志的过左的不正确的观点，并未纠正。望你们根据此电检查新华社的工作，并将结果电告。

根据手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央邯郸局并告中央工作委员会和新华总社的电报。

注释

〔1〕指毛泽东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会议上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过去电报中常用地支代月、韵目代日，亥即十二月，有即二十五日。


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一日)

最近几个月中，许多地方的通讯社和报纸，不加选择地没有分析地传播了许多包含“左”倾错误偏向的不健全的通讯或文章。例如：

一、不是宣传依靠贫雇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封建制度的路线，而是孤立地宣传贫雇农路线。不是宣传无产阶级联合一切劳动人民、受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其中包括不反对土地改革的开明绅士)，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民主政府，而是孤立地宣传所谓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或者说民主政府只是农民的政府，或者说民主政府只应该听工人和贫雇农的意见，而对中农，对独立劳动者，对民族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等，则一概不提。这是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而我们的通讯社、报纸或广播电台竟将这类通讯发表。各地党委宣传部，对于此类错误竟没有任何的反映。此类宣传，在过去几个月中虽然不是普遍的，但是相当多，以致造成了一种空气，使人们误认为似乎这是正确的领导思想。甚至因为陕北广播电台播发了某些不正确的新闻，人们竟误认为这是被中央认可的意见。

二、在整党问题上，关于既反对忽视成份、又反对唯成份论的宣传，有些地区不够有力，甚至有唯成份论的错误宣传。

三、在土地改革问题上，关于既反对观望不前、又反对急性病的宣传，有些地区是抓紧了；但在许多地区却助长急性病，甚至发表赞扬急性病的东西。在领导者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上，关于既反对命令主义、又反对尾巴主义的宣传，有些地区是注意了；但在许多地区却错误地强调所谓“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迁就群众中的错误意见。甚至对于并非群众的、而只是少数人的错误意见，也无批判地接受。否定了党的领导作用，助长了尾巴主义。

四、在工商业和工人运动的方针上，对于某些解放区存在着的严重的“左”的倾向，或者加以赞扬，或者熟视无睹。

总之，过去几个月的宣传工作，正确地反映和指导了战争、土地改革、整党、生产、支援前线这些伟大斗争，帮助了这些斗争取得了伟大成绩，并且在宣传工作中占着主要成分，这是必须首先承认的。但是也必须看到一些错误缺点。其特点就是过左。其中有些是完全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和完全脱离中央路线的。望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其宣传部，新华总社和各地总分社，以及各地报纸的工作同志们，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中央路线，对过去几个月的宣传工作，加以检查，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务使对于战争、土地改革、整党、工人运动这些伟大的斗争，对于这一整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保障其获得胜利。这种检查，责成各地党委宣传部和新华总社负主要责任，并将结果用自己的名义写一个政策性的报告给中央宣传部。

根据《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七月版)刊印。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及时播发山西崞县土改的好经验*

(一九四八年三月)

一

请乔木将此件（《山西崞县两个区是怎样进行平分土地的》)交给范长江，用明码发给新华社〔1〕，转播全国，在报上发表。

翻译时，文字和标点符号不要弄错。发出，广播及登报，时间愈快愈好。

(三月九日)

二

这是山西崞县的一篇通讯。在这个通讯中说明了那里的群众斗争业已展开，群众对于分配土地业已完全酝酿成熟，在一个农民的代表会议上完成了平分土地的一切准备。那里对于划分阶级成分，曾经划错了许多人，但是已经公开地明确地经过群众代表的讨论，决定改正。对于不给地主以必要的生活出路，不将地主富农加以区别，侵犯中农利益等项错误观点，作了批判。总之，在这篇通讯中所描述的两个区的农民代表会议上所表现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在作者写这篇通讯时，崞县还没有实行分配土地，因此，这个经验还不完全。我们希望在当地实行改正划分阶级中的错误（这是一件大事），实行平分土地以及组织生产、改造政权等项工作完成以后，再有一篇描述这整个过程的通讯。关于如何在农村中进行整党工作，我们有了晋察冀区平山县的典型经验。关于如何在老区调剂土地而不是平分土地（因为那里已经平分了）的工作，我们有了陕甘宁区绥德县黄家川的典型经验。现在又有了晋绥区崞县这样一个平分土地的经验（虽然不完全）。这三个经验，值得印成一个小册子，发给每个乡村的工作干部。这种叙述典型经验的小册子，比我们领导机关发出的决议案和指示文件，要生动丰富得多，能够使缺乏经验的同志们得到下手的方法，能够有力地击破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的反马列主义的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前委的领导同志们，在对自己领导的各项重要工作发出决议或指示之后，应当注意收集和传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的经验，使自己领导的群众运动按照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现在是成千万的人民群众依照党所指出的方向向着封建的买办的反动制度展开进攻的时候，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

(三月)

根据手稿刊印。

*本篇第一部分是毛泽东写给胡乔木的批件；第二部分是毛泽东对崞县一篇通讯的批语。

注释

〔1〕一九四七年三月中旬延安撤退后，新华社由副总编辑范长江率领工作队随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转战陕北，由社长廖承志率领大队人马转移太行。他们密切配合，使新华社工作照常进行，保证了党中央的声音不中断。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

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我们正在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有关土地改革的各项政策，都应当在报上发表,在电台广播，使广大群众都能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这和打仗一样，要打好仗，不光要干部齐心，还要战士齐心。陕北的部队经过整训诉苦以后，战士们的觉悟提高了，明了了为什么打仗，怎样打法，个个磨拳擦掌，士气很高，一出马就打了胜仗。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在我们一些地方的领导机关中，有的人认为，党的政策只要领导人知道就行，不需要让群众知道。这是我们的有些工作不能做好的基本原因之一。我党二十几年来，天天做群众工作，近十几年来，天天讲群众路线。我们历来主张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动手，反对只依靠少数人发号施令。但是在有些同志的工作中间，群众路线仍然不能贯彻，他们还是只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做工作。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做一件事情，总不愿意向被领导的人讲清楚，不懂得发挥被领导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他们主观上也要大家动手动脚去做，但是不让大家知道要做的是怎么一回事，应当怎样做法，这样，大家怎么能动起来，事情怎么能够办好?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上当然要从思想上进行群众路线的教育，同时也要教给同志们许多具体办法。办法之一，就是要充分地利用报纸。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

同志们是办报的。你们的工作，就是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办报和办别的事一样，都要认真地办，才能办好，才能有生气。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我们的报上天天讲群众路线，可是报社自己的工作却往往没有实行群众路线。例如，报上常有错字，就是因为没有把消灭错字认真地当做一件事情来办。如果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报上有了错字，就把全报社的人员集合起来，不讲别的，专讲这件事，讲清楚错误的情况，发生错误的原因，消灭错误的办法，要大家认真注意。这样讲上三次五次，一定能使错误得到纠正。小事如此，大事也是如此。

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当着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我们要进攻，那是冒险主义。群众不愿干的事，我们硬要领导他们去干，其结果必然失败。当着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我们不前进，那是右倾机会主义。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就是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不能领导群众前进，而且反对群众前进。这些问题有许多同志还不懂得。我们的报纸要好好地宣传这些观点，使大家都能明白。

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同志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往往不懂事，对于实际事物往往没有经历，或者经历很少。你们对于一九三三年制订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小册子，就看不大懂；这一点，农民比你们强，只要给他们一说就都懂得了。崞县两个区的农民一百八十多人，开了五天会，解决了分配土地中的许多问题。假如你们的编辑部来讨论那些问题，恐怕两个星期也解决不了。原因很简单，那些问题你们不懂得。要使不懂得变成懂得，就要去做去看，这就是学习。报社的同志应当轮流出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参加一个时期的土地改革工作，这是很必要的。在没有出去参加群众工作的时候，也应当多听多看关于群众运动的材料，并且下功夫研究这些材料。我们练兵的口号是：“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战士们有很多打仗的实际经验。当官的要向战士学习，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他的本领就大了。报社的同志也要经常向下边反映上来的材料学习，慢慢地使自己的实际知识丰富起来，使自己成为有经验的人。这样，你们的工作才能够做好，你们才能担负起教育群众的任务。

晋绥日报在去年六月的地委书记会议以后，有很大进步。内容丰富，尖锐泼辣，有朝气，反映了伟大的群众斗争，为群众讲了话。我很愿意看它。但是从今年一月开始纠正“左”的偏向以后的这一时期，你们的报纸却有点泄气的样子，不够明确，不够泼辣，材料也少了，使人不大想看。你们现在正在检查工作，总结经验，这样很好。总结了反右反“左”的经验，使头脑清醒起来，你们的工作就会有改进。

晋绥日报在去年六月以后进行的反对右倾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在反右倾的斗争中，你们作得很认真，充分地反映了群众运动的实际情况。对于你们认为错误的观点和材料，你们采用编者按语的形式加以批注。你们的批注后来也有缺点，但是那种认真的精神是好的。你们的缺点主要是把弓弦拉得太紧了。拉得太紧，弓弦就会断。古人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1〕现在“弛”一下,同志们会清醒起来。过去的工作有成绩，但也有缺点，主要是“左”的偏向。现在作一次全面的总结，纠正了“左”的偏向，就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在我们纠正偏差的时候，有的人把过去的工作看得毫无成绩，认为完全错了。这是不对的。这些人没有看到，党领导了那么多的农民得到土地，打倒了封建主义，整顿了党的组织，改进了干部的作风，现在又纠正了“左”的偏向，教育了干部和群众。这不是很大的成绩么?对于我们的工作，对于群众的事业，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不应当否定一切。过去发生“左”的偏向，是因为大家没有经验。没有经验，就难免要犯错误。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要有一个过程。去年六月到现在的短短时期内，经过反右和反“左”的斗争，使大家都知道了反右、反“左”是怎么一回事。没有这样一个过程，大家是不会知道的。

经过检查工作、总结经验以后，我相信，你们的报纸会办得更好。应当保持你们报纸的过去的优点，要尖锐、泼辣、鲜明，要认真地办。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就需要这种战斗的风格。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

根据《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七月版)刊印。

注释

〔1〕见《礼记·杂记下》。原文是：“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文武”，指周文王、周武王。


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

(一九四八年六月——八月)

一

各地领导机关(包括中央局、区党委两级)对于报纸、通讯社等极端重要的宣传机关放弃领导责任，或者虽未放弃领导，但是抓得不紧，听任许多错误观点广泛流行，宣传工作极不严肃。此种状况，必须坚决改正。改正方法之一，是中央局(分局)及区党委(省委)对于自己的报纸，必须于每天出版之前，由一个完全懂得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的同志，将大样看一遍，改正错误观点，然后出版。各地领导同志，必须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宣传工作。

(六月三日)

二

各地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并不得在宣传中将中央和受中央委托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和任务的机关(即各中央局、分局、军委分会和前委会)相平列。相反地，必须公开向党内外声明，各受中央委托的机关是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和任务的。各中央局、分局、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在发出自己的决议、指示、命令和训令时，亦必须注意到此点，不得将自己和中央相平列，甚或向党内军内将自己造成高出中央的影响。

(八月二十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本篇第一部分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转发的华东局来电《华东近一年来办报情形》上写的一段批语；第二部分是他在中共中央关于请示报告制度的决定起草过程中加写的一段话。


关于标题、导语和综合报道*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一月)

一

凡新闻，标题必须有内容。原题〔1〕并无内容，不能引人注目。

(九月十四日)

二

凡论文标题，亦须有内容。原题〔2〕没有内容，不能引人注目。

(九月十四日)

三

本日(卅)《人民日报》〔3〕第一版《太行结束土改的两种做法》那篇新闻〔4〕值得广播各地照办，惟须将其中的数目字删掉一些，并须加上明确的新闻导语。请酌办。

(十一月三十日)

四

请注意写些综合报道。其办法是借着一个适当的题目如象占领南阳〔5〕之类去写。并要各地分社负责人(普通记者不能写此类通讯）或党的负责人学会写这类综合性的报道。而我们是长久缺少此类报道的。

(十一月)

根据手稿刊印。

*本篇第一、二部分是毛泽东在审阅新华社一条新闻和一篇社论时写的批语；第三、四部分是给胡乔木的信。

注释

〔1〕这条新闻的原题是《华北召开中等教育会议》，毛泽东审阅时改为：《华北中等教育会议决定改善中等教育的诸项制度》。

〔2〕这篇社论的原题是《中等教育问题》，毛泽东审阅时改为：《恢复和发展中等教育是当前的重大政治任务》。〔3〕指华北《人民日报》。

〔4〕这条新闻的标题是《太行结束土改的两种做法：宣传政策进展顺利，捏手捏脚造成不安》。

〔5〕指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五日新华社发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的新闻。


宣传约法八章，不要另提口号*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新华社东北前线分社转来东野[1]政治部所拟口号十六条收到阅悉。我军入北平，只宣传约法八章[2]及毛主席一月十四日声明[3]，不要再发出任何口号。不论军队或党政，都应如此。你们所拟十六条口号中有些已包括在约法八章内，例如“没收官僚资本”，而约法八章内很多重要内容十六条口号中又未提到，故很不完全，使人怀疑这些重要内容似乎不重要了。“实行土地改革”一条，实行于大城市附近的种菜地有很多不适宜的地方，乡村中的土地改革办法，决不能施行于大城市附近。“消灭封建势力”一条宣传出去，必致惊动许多老官僚老军阀及大批藏在北平的土豪劣绅，以为就要动他们了，他们将大起恐慌，埋藏财物，对于我们将来逐步地用征税方法或其他适当方法去吸收他们适当分量的财富归公的政策，会要发生困难。目前时期，在大城市中，对于这类封建财富，以保存不动为有利。“把革命进行到底”、“打到南京去，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两条口号，只应在军队中做实际教育，而不要当做标语写在北平天津这样的大城市里，也不要当做单纯的口号登在大城市报纸的广告上，也不要在我军尚未实行打南京时在天津这类大城市的市民会议上去叫出来。这样去写、去登、去叫这两个口号，就显得很不策略，因为我党正在根据毛主席一月十四日声明准备和南京的代表开谈判，藉以击破美帝及国民党的和平攻势，并争取仿照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榜样去和平地解决南京等处的问题(假如有此可能的话)。其他几条口号,或则空洞无大意义(例如建设新北平)，或则已包括在我党一月十四日声明中(例如召开新政协)。因此,你们只要将林、罗约法八章及毛主席一月十四日声明各点去做宣传就够了,不要另外提出一批口号。此外，在平津这类大城市的墙壁上写大字标语是否适宜，亦值得考虑。我们觉得，以张贴一月十四日声明及约法八章的印刷品为适宜。总之，在大城市工作的作风，决不能搬用在乡村工作的作风。在大城市，凡事均须从新仔细考虑，一举一动都要合乎城市的情况。凡属处理较重要的新事件，均须事前向上级请示，以免犯了错误，收不回来，影响很坏。务望注意。

根据手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并告北平市委、天津市委、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各有关单位的电报。

注释

〔1〕即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

〔2〕指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布告宣布的约法八章，布告署名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

〔3〕即《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勿擅自向外表示态度*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据华中工委报称，华中某分区地委一级同志不向上级请示，擅自回答从广州来的一个外国记者及从上海来的一个中国杂志社记者很多带侦察性和挑拨性的问题。他们似乎完全不知道事先要请示这样一件事，或者虽然知道但不愿意请示，以致被敌人钻了空子。这件事证明你们反对下级事先不请示的无纪律状态的斗争，并未展开和深入。你们必须以此事为例证通令所属，引为鉴戒。并给予该地委一级的负责同志以适当的处分。以后各地对于从国民党区来的一切情况不明的中外记者，必须拒绝接谈任何问题。对于确系革命的或同情的记者，是否接谈，亦须请示上级决定。任何下级人员，不得擅自表示态度。

根据手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北局、中原局及淮海前线总前委的电报。


新闻工作要为生产建设这个中心服务*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

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同时即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为了这一点，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根据《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七月版)刊印。

*本篇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的第四部分。


书报上的错误必须更正*

(一九四九年四月)

一

北平解放报〔1〕编辑同志：

兹付上更正表一件，请予登载为盼!

毛泽东四月二十五日

本报四月二十五日登载毛泽东《五四运动》一文，有几处文字上的错误，更正如下：

(一)“二十年的五四运动”，“年”字下脱“前”字。

(二)“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及民主革命获得了一支生力军”，“及”字是多余的。

(三)“它从封建主义社会看来，要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看”字是多余的。

(四)“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实现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两个“实现”，前面的“实现”二字是多余的。

(五)“而在乎口讲(仅仅口讲)什么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东西”，“而”字下脱“不”字。

二

四月二十五日广播的人民解放军布告,有两个错字:(一)第三条“当承认其所有权”，“当”字误为“均”字。(二)第七条“农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是不合理的”，“村”字误为“民”字。以上两点务请各广播电台各报纸予以更正。各人民解放军政治机关印发这个布告时，务请更正为盼。

新华社四月二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毛泽东在文稿的撰写、印行上、一向严谨精细，一丝不苟，发现差错，毫不含糊，公开予以更正。他曾亲笔写过一些更正，这里选录其中两件。

注释

〔1〕北平解放报，是中共北平市委机关报，一九四九年三月创刊，同年八月一日停刊。


纠正文字缺点*

(一九五一年二月)

一切较长的文电，均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即于开端处,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现在新闻学上称为“导语”，亦即中国古人所谓“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1〕)，唤起阅者注意，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继续看下去。

但压缩是指分清条理，去掉空话，并不是说可以省略必不可少的词类，可以违背文法，也不是说可以不顾文字的形象性和鲜明性。有些写得好的报告，虽然篇幅颇长，却能引人阅读，使人不厌其长。有些写得不好的报告，虽然篇幅不长，却使人难看。这里的区别就在是否有条理，是否说空话和是否合文法。

为求确实生效起见，中央责成中央办公厅及各中央局办公机关，按照本指示所提出的各项标准〔2〕，在一九五一年四月底，将本年度一月至四月份收受文电分别作第一次检查，对执行得好的机关予以通报表扬，对执行得不好的予以通报批评。以后每四个月作一次检查，一九五一年共作三次检查，年终一次为一年的总检查。每次均须写出总结，经中央审定，通报全党各主要领导机关。

中央认为此种文字缺点的纠正，将使我们同志的头脑趋于精密，工作效能有所提高，故须予以重视，对已存缺点认真地加以改革。在对同志们进行教育时，应选择几篇大体上合于上述标准的文件，作为范例，使人们阅读，并有人给以讲解，这是进行教育时的一个有效的办法。

根据手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在审定《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时加写的几段话。

注释

〔1〕引自陆机《文赋》。陆机(二六一——三○三)，晋朝文学家，他的《文赋》在我国文艺理论的发展上有一定的贡献。

〔2〕指《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中规定的纠正办法和要求。这个指示指出：“现在党政军来往电报及其他报告、指示、决定等文件，写得好的，确实不少。这些电报或文件，写得清楚明确，生动活泼，使人便于阅读，发生极大效力。但同时尚有许多文电，在文字上存在着严重缺点，必须予以纠正。这些缺点之最常见者，有滥用省略、句法不全、交代不明、眉目不清、篇幅冗长五类。”针对这些文字缺点，指示分别规定了纠正办法：(一)对人名、地名、年月日、机关名、事物名，应写完全，不得滥用省略或简称。(二)电报文句虽应力求简洁，但不得违背文法；信件和公布的文件，不但文字应当完全，标点亦须正确。(三)每件事都要交代六个“什么”，即什么事、什么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样子、什么原故。(四)纠正眉目不清的现象,要按照条理，分清层次，标明段落。(五)认真压缩文字，避免冗长等等。

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发文时，加上按语说：“中央这个指示所指出的文字缺点，在报纸、刊物及其他出版物中也都存在。全国报纸应当按照这个指示的精神发表纠正各种文字缺点的文章，以引起党内外的普遍注意。”


各地报刊电台好文章应予转发*

(一九五一年三月)

一

三月一日《人民日报》载肖乾[1]《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写得很好，请为广播，发各地登载。并可出单行本，或和李俊新所写文章一起出一本。请叫新华社组织这类文章，各土改区每省有一篇或几篇。

(三月二日)

二

三月十三日《光明日报》载有一篇天津通讯，题为《天津天主教徒奋斗前进，积极展开革新运动》，写得很好，请予广播，并在《人民日报》转载。同日该报还登了天津津沽大学教授张羽时的一篇文章，题为《和天主教教友们谈怎样爱教》，说明天主教革新的理论根据，很有说服力，请考虑在《人民日报》转载。

(三月十四日)

三

三月二十八日《光明日报》载吴景超〔2〕的文章《参加土改工作的心得》，写得很好，请令《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令新华社广播各地。又：三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左下角一条新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送讨论镇压反革命的录音》，亦请文字广播。惟其中有几句是讲三月二十八日要求听众做什么的，广播稿应改写一下，写成一条北京的新闻。

(三月二十九日)

四

将三月三十日天津报纸所载镇压反革命大会上许建国〔3〕的报告全文，黄敬〔4〕结论全文及王淑云的控诉词(采用《进步日报》的稿子)加以广播，并将天津这次开会情况写一条新闻广播。

(三月三十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本篇是毛泽东给胡乔木的四封信。毛泽东一向重视选发选登各地报刊电台的好文章，曾多次指示新华社、人民日报社这样做。

注释

〔1〕肖乾，新闻记者、作家。

〔2〕吴景超，清华大学教授。

〔3〕许建国，当时任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长。

〔4〕黄敬，当时任天津市市长。


重视人民来信*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

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或秘书能够处理，则不要另设专人。

根据手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关于三个月处理群众来信工作向毛主席的报告》的批语。


要在报纸上揭发坏人坏事，表扬好人好事*

(一九五三年一月、二月)

一

请你们在一九五三年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最严重者应处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但在开展反坏人坏事的广泛斗争达到了一个适当阶段的时候，就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我们相信，各地这种典型的好人好事是一定不少的。

(一月五日)

二

一月三十日《内部参考》载《河北省农村基层干部违法乱纪情况严重》一稿，很有用处，请将此稿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和市委的同志们阅看，作为参考。并请令知各省市新华分社仿照河北分社的办法，从各省市方面采访此类消息刊入《内部参考》。河北省委负责同志林铁、薛迅等集中地揭露了该省基层组织中发生的许多违法乱纪事件，证明中央一月五日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指示已经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但大多数省市还无这样的反映，故请你们注意在各省市采访这同一主题的消息，并将其中最典型的消息通报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和市委，以促起他们的注意。

(二月二日)

第一部分根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四月版)、第二部分根据手稿刊印。

*本篇第一部分摘自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党内指示；第二部分是给新华社的信。


重视典型报道*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五日)

简报上的许多材料，都应当公开报道，并发文字广播，三五天一次，方能影响运动的正确进行。如本号凤城县的好事例及各地的不好事例，凡典型性的，都应当公开报道。请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同志商酌处理。

根据手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看了《贯彻婚姻法运动情况简况》（第十一号）以后，写给刘景范的批语。刘景范当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副部长。


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方针*

(一九五四年四月)

关于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三字方针。

开，就是要开展批评。不开展批评，害怕批评，压制批评，是不对的。

好，就是开展得好。批评要正确，要对人民有利，不能乱批一阵。什么事应指名批评，什么事不应指名，要经过研究。

管，就是要把这件事管起来。这是根本的关键。党委不管，批评就开展不起来，开也开不好。

根据人民日报社保存的记录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对胡乔木等的一次谈话。


《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按语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

这是一篇很好的整社经验，值得推荐。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使我国五亿多农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事业，不可能是在一种风平浪静的情况下出现的，它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向着背上背着旧制度包袱的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他们理解的宣传教育工作。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做这种工作，出现了很多善于做宣传的农村工作同志。这篇文章里所描写的“四对比、五算帐”，就是向农民说明两种制度谁好谁坏、使人一听就懂的一种很好的方法。这种方法有很强的说服力。它不是象有些不善于做宣传的同志那样，仅仅简单地提到所谓“或者走共产党的道路，或者走蒋介石的道路”，只是企图拿大帽子压服听众，手里并无动人的货色，而是拿当地农民的经验向农民作细致的分析，这就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根据《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一月版）刊印。


《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按语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向每个党和团的县委、区委和乡支部推荐，一切合作社都应当这样做。本文作者懂得党的路线，他说得完全中肯。文字也好，使人一看就懂，没有党八股气。在这里要请读者注意，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也不讲究文法和修辞，爱好一种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古，好象他们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本书中所收的一百七十多篇文章，有不少篇是带有浓厚的党八股气的。经过几次修改，才使它们较为好读。虽然如此，还有少数作品仍然有些晦涩难懂。仅仅因为它们的内容重要，所以选录了。哪一年能使我们少看一点令人头痛的党八股呢？这就要求我们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同志注意这件事，向作者提出写生动和通顺的文章的要求，并且自己动手帮作者修改文章。

根据《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一月版）刊印。


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

新华社这几年做了一些工作。但是，驻外记者派得太少，没有自己的消息，有，也太少。为什么不派?没有干部?中国这么大，抽不出人?是不是中宣部过去没有管?

应该大发展，尽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能派有自己的记者，发出自己的消息。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根据新华社保存的记录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针对当时新华社在发展国外工作方面思想保守、行动迟缓的情况所作的指示。


宣传勤俭建国，提倡艰苦朴素*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同志们提出，厂长、校长可以住棚子，我看这个法子好，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

要抓报纸。中央，各级党委，凡是出版报纸的地方，都要把办报看成大事。今年这一年，报纸上片面地、不合实际地宣传要改善人民生活，而对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这些东西，很少宣传，以后报纸的宣传重点要放到这方面来。广播电台讲的那些东西，恐怕也是从报纸上来的。所以，要把新闻记者、报纸工作人员和广播工作人员召集起来开会，跟他们交换意见，告诉他们宣传的方针。

根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四月版)刊印。

*本篇摘自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看《参考消息》就是“种牛痘”*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现在，我们决定扩大发行《参考消息》，从两千份扩大到四十万份，使党内党外都能看到。这是共产党替帝国主义出版报纸，连那些骂我们的反动言论也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这一条我们跟苏联的做法不同。为什么要种牛痘?就是人为地把一种病毒放到人体里面去，实行“细菌战”，跟你作斗争，使你的身体里头产生一种免疫力。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

根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四月版)刊印。

*毛泽东在一些会议讲话和个别谈话中，对办好《参考消息》，扩大发行《参考消息》作过多次指示。本篇摘自《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

一

你们说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低，在社会主义社会办报心中无数。现在心中无数，慢慢就会有数。一切事情开头的时候总是心中无数的。打游击战，打以前，我们就连想也没有想过，后来逼上梁山，非打不可，只好硬着头皮打下去。当然，打仗这件事情不是好玩的,但是打下去慢慢就熟悉了。对于新出现的问题，谁人心中有数呢?我也心中无数。就拿朝鲜战争来说吧，打美帝国主义就和打日本帝国主义不相同，最初也是心中无数的，打了一两仗，心中有数了。现在我们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象过去搞阶级斗争(当然也夹杂一些阶级斗争)，心中无数是很自然的。无数并不要紧，我们可以把问题好好研究一下。谈社会主义的书出了那么多，教人们怎样去具体地搞社会主义的书，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还没有；也有些书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东西什么都写出来，但那是空想的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有些事情还没有出现，虽然可以预料到，却不等于能够具体地提出解决的方针和办法。

说到马克思主义修养不足，这是普遍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好好地学。当然，学是要自愿的。听说有些文学家十分不喜欢马克思主义这个东西，说有了它，小说就不好写了。我看这也是“条件反射”。什么东西都是旧的习惯了新的就钻不进去，因为旧的把新的压住了。说学了马克思主义，小说不好写，大概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跟他们的旧思想有抵触，所以写不出东西来。

在知识分子当中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很有必要的，要提倡大家学它十年八年，马克思主义学得多了，就会把旧思想推了出去。但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要形成风气，没有风气是不会学得好的。

目前思想偏向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是否定一切，教条主义则把凡有怀疑的都一棒子打回去，肯定一切。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都是片面性，都是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去片面地孤立地观察问题和了解问题。当然，要完全避免片面性也很难。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和没有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关系。我们要用十年八年的时间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步抛弃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那样，我们的思想面貌就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二

这次对电影的批评〔1〕很有益，但是电影局开门不够，他们的文章有肯定一切的倾向，人家一批评，又把门关得死死的。我看大多数批评文章提出的问题，对于改革我们的电影是很有益的。现在的电影，我就不喜欢看，当然也有好的，不要否定一切。批评凡是合乎事实的，电影局必须接受，否则电影工作不能改进。你们报上〔2〕发表的文章，第一个时期批评的多，第二个时期肯定的多，现在可以组织文章把它们统一起来，好的肯定，不好的批评。电影局不理是不对的。这次争论暴露了问题，对电影局和写文章的人都有益处。

三

你们的报纸搞得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我也爱看。青年不爱看可以不看，各有各的“条件反射”。一种东西，不一定所有的人都爱看。

四

群众来信可以登一些出来，试试看。政府和有关的业务部门有不同意见，报馆可以和他们研究商量一下，在报上加以解释，再看结果如何。一点不登恐怕不大好，那样业务部门会犯官僚主义，不去改进工作。

五

报纸是要有领导的，但是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马克思主义是按情况办事的，情况就包括客观效果。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有正确的领导，有领导按情况办事，符合实际，群众欢迎；不正确的领导，不按情况办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使编报的人感到不自由，编出来的报纸群众不爱看，这个领导一定是教条主义的领导。我们要反对教条主义。我们过去用整风方式搞了十多年，批判了教条主义，独立自主地按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办事，才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六

报纸有一些专业化也好。好象《大公报》那样，开放自由市场的时候，我就爱看它，因为它登这一类的东西多，又登得快。但是，太过于专业化有时很枯燥，人家看的兴趣就少。搞专业的人也要看专业之外的东西。

七

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总比资本主义的报纸好。香港的一些报纸虽然没有我们说的思想性，但也没有什么意思，说的话不真实，好夸大，传播毒素。我们的报纸毒少，对人民有益。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未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他的杂文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都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鲁迅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逼着学的。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但鲁迅还是写。现在经济方面的杂文也可以写。文章的好坏，要看效果，自古以来都是看效果作结论的。

八

你们的新闻〔3〕受不受欢迎?听说你们那里有人提出通讯社的消息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通讯社或报纸的新闻，都有阶级性。资产阶级所说的“新闻自由”是骗人的，完全客观的报道是没有的。美国的通讯社和报纸，现在也报道一下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情形，它是想做生意，所以做些姿态出来给人看看，因为经济危机压迫着它。

九

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反对官僚主义也是这样。“三反”的时候，有许多部长就是中央给他们端了梯子接下来的。过去搞运动是必要的，不搞不行，但是一搞又伤人太多，我们应该接受教训。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

十

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延安办报，历史也很短，全国性办报就没有经验。办学、搞出版、科学研究都是这样。全国有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其中的共产党员不过是一个小指头。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一点真理。现在我们是外行领导内行，搞的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至于具体的科学技术，比如地质学，共产党是不懂的。但是国民党也不懂。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只造就二百多个地质人才，我们解放七年造就了一万多。这种行政领导的状况，在现在的过渡时期，只好这样，将来是要改变的。现在要争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知识分子来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有个初步了解，而不是要求他们一下子贯通。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者马克思本人，也不是一下子就全部贯通的。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出版，只是马克思主义体系形成的开始，还不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完成。要求知识分子一下子都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个要求是不现实的。说懂得马克思主义，其实懂得的程度也不相同。我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也不多。作为专家是要读多一点的，我们没有那么多工夫，读少一点也可以，重要的是要注意研究方法。现在很多干部没有读书的习惯，把剩余的精力放到打扑克、看戏、跳舞上面去。大家不应该把时间浪费掉。

十一

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新闻的快慢问题也是这样。有的消息，我们就不是快登慢登的问题，而是干脆不登。比如土改新闻就是这样，我们在报上不宣传，免得传播一些不成熟的、错误的经验。前年年底，北京几天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本来对这样的消息就要好好考虑，后来一广播，各地不顾本身具体条件，一下子都干起来，就很被动。

十二

对人民内部问题进行批评，锋芒也可以尖锐。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尖锐得要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

十三

关于百家争鸣问题，完全学术性的，在报上争来争去不会有影响。至于政策性的，恐怕就要分别一下情况。但是划范围也有困难，因为政策那么多。比如，你们说的节育和晚婚的宣传，报上文章一多了，有人就以为要修改婚姻法，赶快去结婚。这样，报纸也难办。在旧社会，报纸上的东西老百姓看了等于不看，现在报上一登可不同了。如果发现宣传上产生一些不良后果，可以写文章来解释说明，但是我们报上的文章往往不及时。至于范围怎样划法，各报可以自己回去研究。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记录稿整理刊印。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召集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开了一次座谈会，在会上谈了新闻工作中的若干重要问题。本篇是他谈话的节录。

注释

〔1〕指上海《文汇报》上开展的电影问题讨论中提出的一些批评。

〔2〕指上海《文汇报》。

〔3〕指新华社的新闻。


要分析，不要片面性*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片面性问题。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这样看问题的人，现在在共产党里面还是不少，党外也有很多。肯定一切，就是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坏的，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说我们的工作似乎一切都好，这不合乎事实。不是一切都好，还有缺点和错误。但是也不是一切都坏，这也不合乎事实。要加以分析。否定一切，就是不加分析地认为事情都做得不好，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个伟大事业，几亿人口所进行的这个伟大斗争，似乎没有什么好处可说，一团糟。许多具有这种看法的人，虽然和那些对社会主义制度心怀敌意的人还不相同，但是这种看法是很错误的，很有害的，它只会使人丧失信心。不论是用肯定一切的观点或者否定一切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工作，都是错误的。对于这些片面地看问题的人，应该进行批评，当然要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批评，要帮助他们。

有人说，既然要整风，要大家提意见，就必然要有片面性，提出克服片面性，好象就是不让人讲话。这种说法对不对呢？要求所有的人都不带一点片面性，这是困难的。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发表意见，有时候就难免带上一些片面性。但是，可不可以要求人们逐步地克服片面性，要求看问题比较全面一些?我看应该这样要求。如果不是这样，不要求一天一天地、一年一年地有较多的人采用比较全面地看问题的方法，那末，我们就停滞了，我们就是肯定片面性了，就是同整风的要求背道而驰了。所谓片面性，就是违反辩证法。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我们现在有些文章，神气十足，但是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这种文章应该逐渐减少。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你参加革命的时间虽然长，讲了错话，人家还是要驳。你的架子摆得越大，人家越是不理你那一套，你的文章人家就越不爱看。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

有人说，发长篇大论可以避免片面性，写短篇的杂文就不能避免片面性。杂文是不是一定会带片面性？我在上面讲了，片面性往往是难免的，有些片面性也不是不得了。要求所有的人看问题都必须很全面，这样就会阻碍批评的发展。但是，我们还要求努力做到看问题比较全面，不管长文也好，短文也好，杂文包括在内，努力做到不是片面性的。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的吗?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不敢写文章怎么办?有的人说，有文章不敢写，写了怕得罪人，怕受批评。我看这种顾虑可以消除。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末，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根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四月版)刊印。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一部分。


《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一文按语*

(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

本报编者按:这篇文章载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根据手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为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一篇文章写的按语。文章原题为《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毛泽东在《光明日报》上读到这篇文章后，为它重拟题目，加上按语，并写信告诉胡乔木：“此篇有用，请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人民日报》于五月一日全文刊用。


培养出色的编辑和记者*

(一九五七年七月)

各省、市、自治区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己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第一书记（其他书记也是一样）要特别注意报纸和刊物，不要躲懒，每人至少要看五份报纸，五份刊物，以资比较，才好改进自己的报纸和刊物。

根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四月版)刊印。

*本篇摘自《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式》。


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

刘建勋、韦国清二同志：

送上几份地方报纸，各有特点，是比较编得好的，较为引人看，内容也不错，供你们参考。省报问题是一个极重要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同广西日报的编辑们一道，包括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项。钻进去，想了又想，分析又分析，同各省报纸比较又比较，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找出一条道路来的。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请你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以为如何?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上午七时

根据手稿刊印。


组织大家写评论*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五日)

现在大家对报纸的反应比较好，报纸有进步，新闻、评论都有进步，但还要改进，不要满足。

评论大家写，各版包干是好办法。总编辑是统帅，要组织大家写，少数人写不行。

组织形式，这种“生产关系”有没有妨碍“生产力”的发展，要研究。各部门，各版可以竞赛。

写评论要结合情况和政治形势。转变要快。写得不要刻板，形式要多样化。政论应该象政论，但并不排斥抒情。

报社的人应该经常到下边去，呼吸新鲜空气，同省委关系要搞好。下去又做工作，又当记者。不要长住北京，要活动一些。要经常到外边跑一跑。

人民日报社是中央一个部门，同中央组织部、宣传部一样，都应该向地方学习。

《人民日报》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转载地方报纸的好东西，把这件事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做。这样，对地方报纸是鼓励，使他们非看《人民日报》不可。

思想评论可以搞。

标题要吸引人看，这很重要。

根据人民日报社保存的记录稿刊印。

*本篇是毛泽东对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的摘要。


文章的“三性”和写作方法*

(一九五八年一月)

(二十六)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学习鲁迅。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

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这是以平等态度待人的条件之一。

(三十二)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率这些材料。材料不要多，能够说明问题就行，解剖一个或几个麻雀就够了，不需要很多。自己应当掌握丰富的材料，但是在会上只需拿出典型性的。必须懂得，开会同写大著作是有区别的。

(三十三)一般说来，不要在几小时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观点，而这些材料和观点又是人们平素不大接触的。一年要找几次机会，让那些平素不大接触本行事务的人们，接触本行事务，给以适合需要的原始材料或者半成品。不要在一个早上突如其来地把完成品摆在别人面前。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几小时之内下几百公厘的倾盆大雨。“强迫受训”的制度必须尽可能废除，“强迫签字”的办法必须尽可能减少。要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必须先有必要的共同的情报知识。

(三十六)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人脑是能够反映客观世界的，但是要反映得正确很不容易。要经过反复的考察，才能反映得比较正确，比较接近客观实际。有了正确的观点和正确的思想，还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告诉别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在我们的干部中，大概还有不少的人，不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到处碰钉子。

(三十七)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做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

(四十七)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刊印。

*本篇摘自《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报纸一个时期要有一定的方向*

(一九五八年九月)

对国际问题应该有研究，有一定的看法，不要临时抱佛脚，发表感想式的意见。对许多国际问题都要有基本的看法，应该有比较深刻的议论。现在对国际问题的意见，有些是感想式的。

搞新闻工作，光务实，不务虚，不好。有了看法，有了意见，就要找机会、找题目发挥。

报纸宣传，报纸编辑工作，最近一两个月比较杂，看不出方向，究竟搞什么?今年春天，发表《从梅林看全国》的社论〔1〕时是有方向的。最近一两个月，东西很多，方向不大明了。报纸应该有方向，在最近就要转变过来。省报也应当如此。

报纸一个时期要有一定的方向，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过来。

根据人民日报社保存的记录稿刊印。

*本篇是毛泽东对吴冷西谈话的摘要。

注释

〔1〕刊于一九五八年一月八日《人民日报》。


记者头脑要冷静*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做报纸工作的，做记者工作的，对遇到的问题要有分析，要有正确的看法、正确的态度。

矛盾有正面，有侧面。看问题一定要看到矛盾的各个方面。群众运动有主流，有支流。到下面去看，对运动的成绩和缺点要有辩证的观点，不要把任何一件事情绝对化。好事情不要全信，坏事情也不要只看到它的消极一面。比方瞒产，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当然，不说实话，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瞒产?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点，值得同情。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

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

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

强迫命令，不好。一定的命令还是需要的。如果什么事情都命令，就不好了。有些事情也并非强迫命令，例如党委的决议，一定要照办。总要有集中。集中的过程要有民主。要提倡民主作风，反对强迫命令。

记者要善于比较。唐朝有一个太守，他问官司，先去了解原告被告周围的人和周围的情况，然后再审原告被告。这叫作“勾推法”。这就是比较，同周围的环境比较。记者要善于运用这种方法。不要看到好的就认为全好，看到坏的就认为全坏。如果别人说全好，那你就问一问：是不是全好?如果别人说全坏，那你就问一问：一点好处没有么?

记者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这种思想方法，首先是各新华分社和人民日报的记者、北京的编辑部要有。不要人家讲什么，就宣传什么，要经过考虑。

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头脑要清楚、要冷静。

根据人民日报社保存的记录稿刊印。

*本篇是毛泽东对吴冷西谈话的摘要。


假话一定不可讲*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根据手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写给省、地、县、社、队（即后来的生产大队）、小队（即后来的生产队）六级干部的《党内通信》中的第六个问题。


如实报道灾情*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

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

根据手稿刊印。

*本篇是毛泽东看了新华社关于广东水灾的内部参考材料后，写给胡乔木、吴冷西的批语。


要政治家办报*

(一九五九年六月)

去年三月我在成都曾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

从去年九月，大家头脑发胀，大谈共产主义。去年十一月我到郑州才发现这一问题。马克思写《资本论》，一百年了。法则不能违反，要学习政治经济学。过去学了就完了，谁也没有注意价值法则，可是违反了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看起来，经验要自己取得。

《人民日报》，我看一些消息。《参考资料》、《内部参考》，每天必看。

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

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曹操批评袁绍，“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没有头脑。还批评袁绍有其他缺点，兵多而分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完全可为我所用。〔1〕

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

根据人民日报社保存的记录稿刊印。

*本篇是毛泽东对吴冷西谈话的摘要。

注释

〔1〕见陈寿《三国志·武帝纪》。原文是：“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


《人民日报》要重视理论工作*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二月)

一

《人民日报》要注意发表学术性文章，发表历史、哲学和其他的学术文章。

抓哲学，要抓活哲学。我写文章，不大引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报纸老引我的话，引来引去，我就不舒服。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列宁就很少引人家的话，而用自己的话写文章。当然不是说不要引人家的话，是说不要处处都引。

(一月八日)

二

《人民日报》要搞理论工作，不能只搞政治。《人民日报》最近组织一些学术讨论，这样做好。《人民日报》对教学改革问题发表过文章没有?《文汇报》上一篇文章《不可能什么都懂》，可以看看，可以转载。

(三月二十二日)

三

现在，《人民日报》有看头了，理论上加强了，也有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今天(二十日)二版关于设计讨论的四篇小文章〔1〕全看了，编者按也写得好。大白菜也上了头条〔2〕，很好。要继续努力。《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有些短的、生动活泼的、思想性强的文章，要学习。

(十二月二十日)

根据人民日报社保存的记录稿刊印。

*本篇是毛泽东对吴冷西几次谈话的摘要。

注释

〔1〕指《关于“用革命精神改进设计工作”的讨论》专栏第六期登出的四篇短文章：《带着党的政策下现场》、《走出个人主义的小圈子》、《放下“施工指导”的架子，虚心向工人学习》、《不能把工厂看成静止不变的东西》。“编后”的题目是：《根本问题在哪里?》。

〔2〕指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五日一版《卖菜札记》和短评《领导还是被领导?》。


注意报道提拔新生力量*

(一九六四年七月四日)

怀柔县一渡河支部提拔新生力量的做法，各省可能都有，要广泛采访、转载。在几年之内做到每县每社每个工厂、学校、机关都有报道，但要是真实的，典型的。故步自封的反面材料，也要登一点。这个问题，报社和通讯社应当讨论一下，并与各省、市、区联系，要他们也一样做。

根据手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看了《人民日报》刊登的《北京市怀柔县一渡河支部提拔新生力量》的消息后，写给吴冷西的批语。


努力办好广播*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五日)

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

根据手稿刊印。

*毛泽东历来重视人民广播事业的发展，对于建立和发展农村有线广播网，对于加强广播的电力，对于确保电台的安全播音等，曾作过多次指示。这是他给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题词。


作品

编者按：毛泽东同志为报纸、刊物、通讯社、广播电台写过大量的消息、述评、社论、时评、发言人谈话、答记者问、调查报告、广播讲话、编者按等新闻作品，其中有许多是传诵一时的名篇。本书所选的二十八篇新闻作品，以消息、述评为主。已经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质问国民党》、《评蒋介石的双十节的演说》、《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国民党进攻的真相》、《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将革命进行到底》、《评战犯求和》、《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篇，本书未再收录。


历史教训*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四日)

十月四日，斯大林在答复美国新闻记者关于“苏联所存的抵抗力量如何”的询问时称：“我认为苏联抵抗德国匪徒的能力，如果不是较大的话，也不小于法西斯德国或其他任何追求世界统治权的侵略国。”十月五日莫斯科《真理报》社论称：“斯大林格勒的抗战，粉碎了希特勒〔1〕的巨大计划。该计划原定在迅速攻下斯大林格勒后，即向莫斯科、巴库前进。”这些话到十月八九两日就证明了。十月八日，德军发言人宣布：“不再使用炮兵与工兵强袭斯大林格勒。”原因之一，是如十月九日苏联情报局所宣布的：“苏军业已突破斯大林格勒工业区的包围线，并据守新阵地。”原因之二，是如十月十日路透电所称：“昨日德军被迫转调进攻斯大林格勒的部分兵力至西北区，因该处正遭苏联解救军的不断攻击。”所有这些，就是说：红军由城内正面与北部侧面两方的夹击，迫使希特勒绝望于该城的进攻，而不得不在事实上一天一天把自己转入防御地位。还在一个多月前，一些人们就在匆匆忙忙地讨论高加索失守后的局势，他们对于苏德两军的力量都是判断错了的。希特勒的“巨大计划”是有的，但这个计划正如《真理报》所说：被斯大林格勒的抗战所粉碎了。

希特勒的实力和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这个矛盾，表现在他采取避实击虚政策上面。列宁格勒、莫斯科是被认为应该避开的，他就集中力量向着南线一隅。七月间他曾拼命争夺沃罗涅兹，打不开，又避开它。拚命争夺克列特斯卡雅，又打不开，又避开它。于是攻击点集中到斯大林格勒与高加索北麓了，这是无可避开的了，又是打不开，又是要避开了。但这是最后的避开，就是说，被迫放弃攻势，转入防御地位，希特勒现在就是处在这样情况中。希特勒今天还没有发出停止进攻的一般声明，他也许还想最后挣扎一下，但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了。一切他所避开的地点，都成了红军向他进攻的出发点，目前红军就是从克利特斯卡雅到斯城北角一线向德军进攻的。这样将迫使希特勒最后地放弃他的一切战略进攻。

保卫斯城的直接战斗从八月二十三日德军渡过顿河河曲开始，但河曲战斗对保卫斯城的意义是极其重大的。整个七月份，德军由卡尔科夫打到顿河。这个期间，红军采取战略退却，德军毫无所得。七月三十日，柏林宣布德军在齐姆兰斯卡雅至罗斯多夫二百五十公里战线及顿河下游，渡过顿河。不知是德军原先计划的，还是因渡河胜利冲昏了德将波克的头脑，他就从整个野战军中分出二十个师，向高加索方向猛追退却中的红军，八月中旬即达到库班河流域，但出于德军意外地遇到了红军的顽强抵抗。直到今天(十月十四日)德军只得到迈科普一个小油田。高加索北麓还有一个较大的油田叫格罗斯尼的，同盟社还在八月十三日就说：“通至格罗斯尼的进路非常平坦，目前所关心的问题，只是德军的进攻能否给予红军以充分时间彻底破坏该处油田。”可是从说这话到今天已整整两个月，希特勒对这个油田还是可望而不可即。至于为着想达到巴库一带吃这块最肥的天鹅肉，德军确曾冤枉地爬过高加索山隘。八月二十三日海通社宣称，“八月二十一日晨十时，德山岳部队在高达五千六百三十公尺的伊尔布鲁斯山升起德国战旗”，表示法西斯吸血鬼们的狂喜。可是这面战旗，不知是送给红军了，还是法西斯们自己拖着溜下山去的，总之是一场空欢喜。听说波克现在被希特勒撤职了(十月九日路透电)，那么，他的错误在哪里呢?或者第一条就是这个向高加索分兵罢。红军一方面坚决扼守顿河河曲，一方面却诱使波克祸水分一股流向库班河去，因此就减轻了对斯大林格勒的压力。

河曲战斗是从七、八月之交打起的，红军以极其英勇的奋战，直打到八月二十三日才放弃顿河东岸克拉赤一带阵地。如果没有这一战，如果德军没有河曲二十三天的阻碍与极大的消耗，则斯城的直接保卫将是困难的。

从八月二十三日德军渡河至九月十五日德军打入斯城工业区，红军又在顿河与斯城间纵深五十至六十公里地带消磨了德军二十三天。没有这第二个二十三天的消磨，斯城的保卫也是困难的。

从九月十五日德军打入工业区，至十月九日红军路丁什夫部队突破该区德军阵线，二十四天中，是极端猛烈的巷战期间，红军以城内的巷战与北部的压力粉碎了德军的进攻。

从此希特勒整个地转入被动地位，他的实力与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最后地暴露出来，他将被这个矛盾所压碎。

九月三十日，希特勒在柏林体育宫演说中说到红军时，他只好这样说，“那是一个不知道慈悲的敌人，他们不是人类而是野兽”，表示他似乎曾经希望过红军向他讲慈悲似的。整个苏德战争已经证明：只要人们不对法西斯讲慈悲，就是说，多一点勇气，法西斯就会失败的，这就是历史的教训。

日本法西斯看了希特勒的惨败，将做什么感想呢？还是要到海参崴一带去碰一碰吗?那里靠得住又是不讲慈悲的。日本的实力与它的野心之间的矛盾，也是一定要把日本法西斯压得粉碎。

根据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四日延安《解放日报》刊印。*这是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注释〔1〕希特勒，德国法西斯头子。一九三三年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下出任总理，后自称国家元首，实行法西斯统治，积极扩军备战，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五年苏军解放柏林时自杀。


中共“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一日)

【新华社延安十一日电】重庆息，《新华日报》七月一日纪念中共二十二周年社论，力持团结抗战，但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扣留，不准发表。中共中央“七七”宣言，于四日送检，五日去取，亦被扣留。六日报馆派人找检查所负责人谈判，结果准许登载，被删去三千多字。但到晚上，新闻检查所突然通知，又不准登，报馆交涉无效。不但如此，当局又令化龙桥特务宪兵警察，全体出动，如临大敌，从新华日报馆门口直至化龙桥，设立三道检查哨，再在两路口设一道检查哨，据称：“其任务是查看报纸上是否还有“七七”宣言。但查验没有宣言，亦不准发行。《新华日报》于七日六时已全份印出，报馆方面几次向检查所交涉，直到八时半，才将特务宪兵警察撤去。当日国民党中宣部招待外国记者席上，纽约时报记者询问周恩来氏回延安之任务。国民党宣传部长张道藩发出挑拨性的回答，诬称：“共产党分为两派，一派主张与政府合作，一派反对。”关于此事，日本法西斯通讯机关同盟社，立即于八日将张道藩之挑拨的诬蔑的声明给予传播，帮助张道藩鼓吹。在七日的外国记者席上，合众社记者又问：听说最近陕北形势很紧张，中央派遣大军包围八路军，是否确实?张道藩态度甚窘，只得用中国话小声地说了一句：“没有的事。”另一美国记者问：每年“七七”共产党都发宣言，何以今年七月七日的《新华日报》没有看见宣言?张答：“这是新闻检查所的事，待我去查查看。”关于撤退河防，包围边区，准备进攻一事，原来是秘密进行的。但因调兵遣将，运输络绎，造成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形势，已经闹得中外皆知，国民党宣传机关虽然还是讳莫如深，但是已经无法掩盖云。

根据手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消息。


中国政治黑暗，抗战不力，英美盟邦大不满意*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二日)

【新华社延安十二日电】英美盟邦人士，对中国之法西斯政治，大不满意。熊式辉在纽约、华盛顿、伦敦之招待会上，均被人提出如下问题，要求他答复：(一)中国名为民主国家,对民权政治之产生、保障及巩固之方法如何?(二)劳动营之设立，根据何种目的?以上两项问题，被到会人士反复质询，熊式辉默然无以置答。宋美龄在美国，对中国内部团结情形如何一项问题，作了隐瞒实情的解释，亦当场被美国人抨击。彼等美国人称：“宋美龄先生所说的情形，和我们美国人所知道的中国内情，是不相符合的。”关于美国援助中国的武器，不用到前线打日本，却大量武装后方部队，例如胡宗南之三十余万人，专门用以对付共产党，亦很不满意。闻英美曾向熊式辉公开表示：中国以前获得之援助，如果全部用在前线，当可打几仗，但中国皆补充后方，英美自不能以大量之武器，继续供给不去打轴心国之国家。因此，熊式辉返国后，对英美甚感失望。国民党中之许多人，亦仍不愿从改良政治，加强国内团结，加强对敌作战上用功夫，而只怨恨英美不给更多的帮助。近日国民党发动“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之叛卖性的运动，同时撤出河防兵力，准备进攻边区，此等消息传至英美，不知英美人士又当作何感想云。

根据手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消息。


国共谈判毫无结果，周恩来同志返延安*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七日)

【新华社延安十七日电】一月二十四日由延安飞赴重庆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留了三个星期，和国民党政府方面举行了多次商谈。由于国民党当局依然坚持一党专政，反对联合政府，反对人民与民主，并企图吞并八路军、新四军，以致仍如过去谈判一样，未能成立任何协议，恩来同志乃于十六日上午十二时飞返延安。谈判内容，恩来同志于十五日发表之声明内有明确之叙述，此声明登载于十六日重庆《新华日报》，并将译文交付外国报纸驻重庆之记者。该声明全文如下：

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博士本星期三日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是不坦白和不公平的。因为他只说了在国共谈判中政府方面提出的所谓让步，而并没有说明在什么条件或前提下，才有这些所谓的让步。第一，国民政府在谈判中，要求中国共产党将其所领导的一切军队移交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即是说，移交于国民党领导，因为国民政府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第二，在谈判中，国民党坚持其一党专政不能结束。由于有这两个条件或前提，这一切所谓的让步，不是落空，便是没有任何意义，甚至不是让步而是束缚或破坏抗战的力量。具体说来，第一，不把军队移交给国民党政府，便没有中共的合法。第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从来就不开会，也没有任何权力。第三，在党治下的行政院内设置所谓战时内阁，并无最后决定政策之权。第四，不取消党治和不改变排除异己的军事政策，三人委员会改编中共军队仍等于将中共军队移交于国民党政府。而且照打敌人的成绩看来，应该改编的不是中共军队，而是国民党军队。说明了这些，便懂得我代表中共中央为什么拒绝了国民政府整个的提议，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原因，是国民政府拒绝了我们关于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联合统帅部，以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改革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政策的建议。我们又曾向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国民主同盟提议：由国民政府召开党派会议，讨论和决定如何结束党治，如何改组政府使之成为民主的联合政府，并起草共同施政纲领，以便在取得一致同意后，好实现联合政府的方针。国民政府的答案是一种咨询性质的会议，而会议中预定的主要内容是继续维持一党专政，反对民主的联合政府。因此，我必须回延向我党中央报告。至于我们希望国民政府首先释放爱国政治犯，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法令，停止一切特务活动，撤退一切包围陕甘宁边区和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队等项，政府当局并未接受。这就是数月来两党谈判的主要内容。数月来两党谈判承美国大使赫尔利将军热忱相助，不断努力，吾人在此表示感谢。

〔以下是外国记者对于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博士二月十四日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声明的记录译文，可供参考：

半个月以来，政府代表（我是其中之一）曾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先生在重庆会谈。政府方面曾提出若干重要的让步，下列各项亦在其内：(一)承认共产党为合法的政党；(二)在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容纳共产党高级人员；(三)为构成一种战时的内阁起见，在行政院内容纳共产党及其他政党代表；(四)组织一个三个人的联合委员会，以考虑改组共产军及他们给养的问题——在该委员会内，政府及共产党代表有同等地位而可能由美军官任主席。但共产党觉得这些提议并不是他们所能接受的，他们拒绝了。共产党提出召开一个各党派的会议。政府之所以允许再次召开一个国共代表及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领袖会议，以考虑国民大会以前关于政治及军事团结的过渡办法，就是接受这个提议的一般的意见。周先生已带了这个提议返延，征求他的党的意见，至于结果如何，则非我所能预料了。过去数月中，美国大使赫尔利将军对两党谈判，努力相助，吾人表示感谢。〕

根据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七日延安《解放日报》刊印。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编辑的消息，导语部分是毛泽东写的。


新华社记者评王世杰谈话*

(一九四五年三月八日)

【新华社延安八日电】国民党宣传部长王世杰氏七日答外国记者称：“现在政府决将关于国民大会的召集问题，提付国民参政会〔1〕审议。”新华社记者称：王世杰博士据说在英国学过法律的，现在看来并未学通。所谓国民参政会是个什么东西呢?难道不是独夫蒋介石所委派的一个无聊机关吗?把所谓国民大会的召集问题交给这样一个机关去“审议”，“审议”的结果说可以召集，根据王博士的法律，难道就可以召集吗?国民参政会的大多数参政员，都是我们的独夫及我们的博士那一党的“同志”，开国民党大会去决定召集好了，何必要这个机关去“审议”?自从国民参政会成立以来，根据它的组织法，根据历来的事实，任何决定问题的权力也没有，现在叫它“审议”起国民大会的应否召集来，按照王博士的法律，它说“应”也没有用，它说“否”也没有用。假如忽然有用起来，岂非犯法乱纪，参政员们不是有被居觉生先生〔2〕的司法院拿去办罪的危险吗?最使人们吃惊的，是王世杰博士的记忆力竟然差到如此程度：你的“领袖”蒋介石不是在三月一日说过“在国民大会召集以前，我们便无一个可以代表人民使政府可以征询民意之负责团体”吗?六天之后，你就忘记了，似乎有了一个什么“负责团体”，而且敢于“审议”起国民大会的召集问题了。据说是“政府决定”的，这个政府不知是世界上哪一个国里的?但是一定不是中国蒋介石那个政府，因为蒋介石刚在三月一日说过：“在国民大会召集以前，我们便无一个可以代表人民使政府可以征询民意之负责团体”。这是一个疑案，有请王博士答复之必要。

新华社记者称：王世杰氏又在反对他的“领袖”了。王氏说：“无论如何，我相信政府必将设法，使各党派以及无党派之社会领袖参加国民大会”。“无党派”，不去说它。至于“各党派”，那是注定了没有福气参加这个猪仔大会的，因为按“领袖”的圣旨，它们没有合法地位。圣旨说过：共产党在交出军队以前，民主同盟等各党派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是不给合法地位的。下这道圣旨的时间也是三月一日，我们的博士难道忘记了?或者有意反对你的“领袖”?二者必居其一。

新华社记者称：蒋介石以下反人民集团的一群，近来丑态百出，越来越不象样子。中国人民必须振作精神，将自己家里不肖子孙们的一切胡言乱语，奇形怪相，歪心秽行扫除干净，整顿家务，好打日本侵略者。整顿之法，就是追问独夫蒋介石丧师失地祸国殃民的责任，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猪仔国民大会，立即废止蒋介石独夫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根据手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

注释

〔1〕国民参政会，是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政府被迫成立的一个仅属咨询性质的机关，对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措施，没有任何约束的权力。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都是由国民党指定的，形式上包容了各抗日党派的代表，但国民党员占大多数。由于蒋介石国民党的日益反动，国民党反动派和其他反动分子在参政员的成份中更增加，民主分子更减少，而且民主分子的言论更受束缚，该会就日益表现出是国民党反动派用来粉饰独裁统治和制造反共舆论的单纯御用工具。中国共产党参政员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以后，曾几次拒绝出席参政会，表示对国民党的反动措施的抗议。

〔2〕居觉生，即居正，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司法院院长。


中共不出席这届参政会*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五日)

【新华社延安十五日电】新华社记者以国民党政府决定于七月七日召集新的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是否有人出席一项问题，询问中共中央负责人，承其答复如下：

国民党政府决定于今年七月七日召集的所谓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将没有什么人去出席。这是因为：(一)从去年九月以来，中共与中国民主同盟及其他广大民主人士，一致要求国民党政府，迅即取消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发布民主纲领，实行民主改革，以便动员与统一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有力地配合同盟国战胜日本侵略者；并由此种联合政府依据民主原则，于全部国土获得解放之后实行自由的无拘束的人民的选举，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正式政府。此项主张，实为中国大多数人民公意之反映，但在本党代表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几次谈判之后，已被国民党政府所拒绝。(二)此次所谓新的国民参政会之召集，国民党政府当局事前并未与本党协商，亦未与其他民主党派协商，仍和历届国民参政会一样，完全由国民党一手包办。即就中共方面的参政员而论，亦为国民党当局所指派，并非中共自己所推选。而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力量，现在已成了战胜民族敌人，解放中国人民的中心力量。国民党政府此种对待中共的态度，不但与民主原则相违背，亦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不符合。(三)尤其重要的，是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不顾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的一切反对意见，一意孤行地决定于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那个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分裂人民的准备内战的所谓国民大会，而在行将开会的国民参政会上，就要强迫通过许多具体办法，以便实现国民党的反动决议。而如果这样做，就将铸成大错，反民族反人民反民主的大规模内战就会爆发。很明显，这样做的结果，只是帮助了日本侵略者。根据上述各项理由，国民党政府决定于七月七日召开这次国民参政会之用意，其性质是反民族的，反人民的，反民主的，一句话，是反动的。中共方面为保卫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利益起见，决定不参加此次会议，以示抗议。

根据手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答记者问。


爷台山战事扩大*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新华社延安二十五日电】关中息：爷台山战事扩大，蒋军正面攻击部队，除三十六军之暂五十九师外，增加了一个师。据我侦察员报告：增加上来的是从河南前线调来之十六军部队。据三十六军逃来我方之士兵说：他们有许多新式武器，是美国送来的，其中有一种叫火箭炮，你们要注意。爷台山为一重要据点，蒋军志在必得，然后深入关中分区，据为向北进攻之有利阵地。但我军士气高涨，决不让任何反动派轻易窜入，屠杀边区人民。关中全区民众已迅速动员起来，协助守军作战，送茶水、抬伤兵，热烈异常，对于战胜这些反动派，具有充分的信心。

根据手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消息。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所属的暂编第五十九师和骑兵第二师，突向我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淳化县的爷台山发起进攻。二十三日又以预备第三师加入进攻。毛泽东在写这条揭露蒋介石集团挑动内战的消息时，还加了副标题：“蒋军使用美国的火箭炮。”


毛泽东主席就去重庆会见问题复电蒋介石*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

【新华社延安十七日电】中国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十四日发了一个电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请他去重庆讨论国事，没有提出讨论的范围与内容。十六日毛主席答复蒋氏一电，要求蒋氏对朱总司令给蒋氏电中所提关于国事的具体意见表示他的意见，然后考虑会见问题。毛主席电文如下：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未寒〔1〕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2〕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毛泽东未铣〔3〕。

根据手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消息。

注释

〔1〕未寒，即八月十四日。

〔2〕即八月十六日毛泽东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写的给蒋介石的电报，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毛泽东主席复电蒋介石的消息和朱德总司令给蒋介石的电报，于同一天由新华社播发。

〔3〕未铣，即八月十六日。


新华社奉命驳斥和谣*

(一九四八年九月三日)

【新华社陕北三日电】新华社奉命声明：七、八月间国民党统治区域某些报纸刊物上所登载的所谓周恩来给张治中〔1〕的信，完全是蒋帮的捏造。根据可靠情报,当蒋帮的军事失败愈益明显，特别是在开封及豫东作战中遭受惨败以后，某些美帝国主义分子对于蒋帮的作战能力表示愈益丧失信心，企图利用李宗仁〔2〕、何应钦〔3〕、宋子文〔4〕等反动军阀政客，于蒋帮更加失败无法维持时，以和平的假面具欺骗中国人民，代替蒋介石继续反对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美帝国主义者的这一阴谋，使蒋介石嫡系尤其是CC系〔5〕感到恐慌，乃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伪造所谓周恩来给张治中的信，发给各省市党部，并指使各大城市的国民党特务分子散布和谣，藉此给李、何、宋等以打击，以便团结内部，保持蒋介石的地位。若问CC系为什么要打击张治中，则因张治中虽然忠于蒋介石，却对蒋介石的军事形势感到忧虑。当六月下旬蒋介石召集张治中、胡宗南〔6〕等在西安开会时，张治中曾探问蒋介石目前是否可以举行和谈。这句话泄露出来以后，CC系便认为有打击张治中的必要。但CC系散布和谣的中心目的，还是他们恐惧美国人企图利用李、何、宋等代替蒋介石，为保护蒋介石及其嫡系的地位起见，认为有预先揭露之必要。至于在这一期间由CC起草交给翁文灏〔7〕在广播电台上照念的那篇反共演说词，则主要地是给美国人看的，其目的是哀求某些对蒋介石丧失信心的美国人继续对蒋介石给以保护。他们告诉这些美国人，就是欺骗中国人民的和谈阴谋也使不得，这不但对蒋介石及其嫡系的利益有妨碍，即对美国的利益也是有妨碍的。最近时期一切所谓和谣的真相，就是如此。

根据手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声明。

注释

〔1〕张治中，当时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一九四九年任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北平进行谈判。双方代表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被国民党政府拒绝后，张留住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

〔2〕李宗仁，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一九四九年一月任代总统。国民党政权崩溃后去美国。一九六五年七月回到北京。

〔3〕何应钦，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

〔4〕宋子文，当时任国民党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广东省政府主席。

〔5〕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组织“中央俱乐部”（即CC），控制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的特务系统。国民党的这一特务势力，被称为CC系。

〔6〕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7〕翁文灏，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他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一九五一年从法国回国，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我军解放郑州*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新华社郑州前线二十二日二十四时急电】我中原人民解放军于今日占领郑州。守敌向北面逃窜，被我军包围于郑州以北黄河铁桥以南地区，正歼击中。郑州为平汉、陇海两大铁路的交点，历来为军事重镇。蒋介石因徐州告急，被迫将驻郑兵团孙元良部三个军）按：国民党军从十月起整编师均改称为军，整编旅均改称为师（东调，郑州守兵薄弱，我军一到，拚命奔逃。现郑州东面之中牟县、北面之黄河桥均被我军切断，逃敌将迅速被歼。

根据手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消息。


东北我军全线进攻，辽西蒋军五个军被我包围击溃*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新华社辽西前线二十七日十七时急电】由沈阳进至辽西的蒋军五个军，已全部被我包围和击溃。我军俘敌数万，现正猛烈扩张战果中。此五个军，即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七十一军、四十九军，全部美械装备，由廖耀湘统率，锦州作战时即由沈阳进至新民、彰武、新立屯地区。锦州攻克，长春解放，该敌走投无路，全部猬集黑山、北镇、打虎山地区，企图逃跑。我军迅移锦州得胜之师回头围歼，飞将军从天而降，使该敌逃跑也来不及。蒋军尚有五十二军、五十三军、青年军整编二○七师(辖三个旅)及各特种部队、杂色部队，在沈阳、铁岭、抚顺、本溪、辽阳、新民、台安等处，一部占我海城、营口，连廖兵团在内，共有二十二个正规师，加上其他各部，共约二十万至三十万人，为蒋军在东北的主力。廖兵团五个军，则为其主力中的主力。从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十一天内，蒋介石三至沈阳，救锦州，救长春，救廖兵团，并且决定了所谓“总退却”，自己住在北平，每天睁起眼睛向东北看着。他看着失锦州，他看着失长春，现在他又看着廖兵团覆灭。总之一条规则，蒋介石到什么地方，就是他的可耻事业的灭亡。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全军现正举行全线进攻，为歼灭全部蒋军而战。

根据一九八一年七月九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的文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消息。


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新华社华北二十七日电】为了紧急动员一切力量，配合人民解放军歼灭可能跑向石家庄一带进扰的蒋傅〔1〕军，此间党政军各首长已向保石线及其两侧各县发出命令，限于三日内动员一切民兵及地方武装，准备好一切可用的武器，以利作战，尤其注重打骑兵的方法。闻蒋傅军进扰石家庄一带的兵力，除九十四军外，尚有新骑四师及骑十二旅，并附属爆破队及汽车百余辆，企图捣毁我后方机关、仓库、工厂、学校、发电厂、建筑物。据息，该敌准备于二十七日集中保定，二十八日开始由保定南进。进扰部队为首的有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新编骑四师师长刘春芳，骑十二旅旅长鄂友三(即今春进扰河间之敌)。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先有充分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今春敌扰河间，因我方事先毫无准备，受到部分损失，敌部也被其逃逸。此次务希全体动员对敌，不使敢于冒险的敌人有一兵一卒跑回其老巢。今年五月，阎锡山、傅作义曾有合扰石家庄的计划；保石线及正太线各县曾经一度动员对敌，后来阎军一师在盂县被歼，傅军惧歼未动，但保石线人民已有了一次动员的经验；此次因蒋介石在北平坐督，傅作义不敢不动。华北军区已向各县指出，不要以为上次未来，此次也不会来，不作准备，致受损失。即令敌人惧歼不来，我有此种准备总是有利无害。

根据手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消息。

注释

〔1〕傅，指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总”总司令。一九四九年一月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对北平和绥远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水利部部长、水利电力部部长等职。


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

(一九四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新华社华北三十一日电】当着国民党军队的将军们都象一些死狗，咬不动人民解放军一根毫毛，而被人民解放军赶打得走投无路的时候，白崇禧、傅作义就被美国帝国主义者所选中，成了国民党的宝贝了。蒋介石已经是一具僵尸，没有灵魂了，什么人也不再相信他，包括他的所谓“学生”和“干部”在内。在美国指令之下，蒋介石提拔了白崇禧、傅作义。白崇禧现在已是徐州、汉口两个“剿总”的统帅，傅作义则是北线的统帅，美国人和蒋介石现在就是依靠他们挡一挡人民解放军。但是究竟白崇禧、傅作义还有几个月的寿命，连他们的主人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蒋介石最近时期是住在北平，在两个星期内，由他经手送掉了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三支大军。他的任务已经完毕，他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昨日业已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蒋介石原先是要傅作义组一支轻兵去偷袭济南的，傅作义不干。偷袭石家庄，傅作义答应了；但要两家出本钱。傅作义出骑兵，蒋介石出步兵，附上些坦克和爆炸队，从北平南下了。真是异常勇敢，一个星期到达了望都地区；指挥官是郑挺锋。从这几天的情报看来，这位郑将军似乎感觉有些什么不妥之处，叫北平派援军。又是两家合股，傅作义派的是第三十五军，蒋介石派的是第十六军，正经涿州南下。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现在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二○八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

根据手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述评。


中原我军占领南阳*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五日)

【新华社郑州五日电】在人民解放军伟大的胜利的攻势下，南阳守敌王凌云于四日下午弃城南逃，我军当即占领南阳。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帝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在过去一年中，蒋介石极重视南阳，曾于此设立所谓绥靖区，以王凌云为司令官，企图阻遏人民解放军向南发展的道路。上月，白崇禧使用黄维兵团三个军的力量，经营整月，企图打通信阳、南阳间的运输道路，始终未能达到目的。最近蒋军因全局败坏，被迫将整个南部战线近百个师的兵力，集中于以徐州为中心和以汉口为中心的两个地区，两星期前已放弃开封，现又放弃南阳。从此，河南全境，除豫北之新乡、安阳，豫西之灵宝、阌乡，豫南之确山、信阳、潢川、光山、商城、固始等地尚有残敌外，已全部为我解放。去年七月，南线人民解放军开始向敌后实行英勇的进军以来，一年多时间内，除歼灭了大量的国民党正规部队以外，最大的成绩，就是在大别山区(鄂豫区)、皖西区、豫西区、陕南区、桐柏区、江汉区、江淮区（即皖东一带）恢复和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创立了七个军区，并极大地扩大了豫皖苏军区老根据地。除江淮军区属于苏北军区管辖外，其余各军区，统属于中原军区管辖。豫皖苏区、豫西区、陕南区、桐柏区现已联成一片，没有敌人的阻隔。这四个军区并已和华北联成一片。我武装力量，除补上野战军和地方军一年多激烈战争的消耗以外，还增加了大约二十万人左右，今后当有更大的发展。白崇禧经常说，“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他是怕对了。我们在所有江淮河汉区域，不仅是树木，而且是森林了。不仅生了根，而且枝叶茂盛了。在去年下半年的一个极短时间内，我们在这一区域曾经过早地执行分配土地的政策，犯了一些策略上的“左”的错误。但是随即纠正了，普遍地利用了抗日时期的经验，执行了减租减息的社会政策和各阶层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这样，就将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阶层，均联合或中立起来，集中力量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及乡村中为最广大群众所痛恨的少数恶霸分子。这一策略，是明显地成功了，敌人已经完全孤立起来。在我强大的野战军和地方军配合打击之下，困守各个孤立据点内的敌人，如象开封、南阳等处，不得不被迫弃城逃窜。南阳守敌王凌云统率的军队是第二军、第六十四军以及一些民团，现向襄阳逃窜。襄阳也是国民党的一个所谓“绥靖区”，第一任司令官康泽被俘后，接手的是从新疆调来的宋希濂。最近宋希濂升任了徐州的副总司令兼前线指挥所主任去代替原任的杜聿明。杜聿明则刚从徐州飞到东北，一战惨败，又逃到了葫芦岛。王凌云到襄阳，大概是接替宋希濂当司令官。但是从南阳到襄阳，并没有走得多远，襄阳还是一个孤立据点，王凌云如不再逃，康泽的命运是在等着他的。

根据一九八一年七月九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的文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消息。这条消息发表不久，毛泽东写信给胡乔木指出要加强综合报道，“其办法是借着一个适当的题目如象占领南阳之类去写”。


人民解放军总部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二十七日广播】请宿县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黄维兵团的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注意!

人民解放军总部和你们讲话：

人民解放军现在已经把你们完全包围住了。你们已经走不出去了，你们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为你们自己设想，为人民设想，你们应当赶快缴械投降。冯治安的四个师已经起义了，黄伯韬的十个师已经消灭了，此外还有四个师被消灭了。蚌埠的李延年、刘汝明已被我军阻隔，不能援助你们。徐州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也被我军阻隔，不能援助你们。蒋介石、刘峙是完全没有办法的。你们可知道，前些天，在碾庄被围的黄伯韬兵团，不是等着徐州的增援吗?蒋介石一天数令催迫邱清泉增援，结果走了十一天，只进三十几里路，眼看着黄伯韬被消灭。你们现在的情形，比黄伯韬更坏，你们离徐州更远，你们从南阳赶路到宿县附近的南平集走得太辛苦了，你们还能打下去吗?不如早些缴枪，少死些人，留着活命，替中国人民做点工作。人民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是知道的，无论是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只要放下武器，就给以宽大待遇，不论官兵，一律不杀不辱。你们的王耀武、范汉杰、郑洞国及其他一切被俘将领，都在我们这里住得好好的。其中许多人已放回去了。还有许多人我们准备放他们回家。你们都是中国人，何必替美国人打仗呢?中国人民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卖国，你们何必替蒋介石等少数反动派卖命呢?时机紧急，牺牲无益，你们应当立刻放下武器。南京政府已经摇摇欲倒，黄维兵团十一个师的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赶快掉转枪口，和我们一道打到南京去罢!

根据手稿刊印。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国民党军队黄维兵团被我军包围在宿县西南的狭小地带，为劝其投降，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连续播出五篇向该兵团的广播讲话。毛泽东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名义和以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员刘伯承、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员陈毅名义，先后写了本篇和下篇两篇广播讲话稿。其余三篇也是经毛泽东审改后播出的。


刘伯承陈毅两将军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二十七日广播】宿县南平集国民党军十二兵团司令官黄维将军及所属四个军军长、十一个师师长、各团营连排长及全体士兵们：

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将军、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将军向你们讲话。

国民党十二兵团司令官黄维将军及黄将军所属全兵团官长士兵们：我们和你们都是中国人。你我两军现在在打仗。我们包围了你们。你们如此大军，仅仅占住纵横十几华里内的六七个小村庄，没有粮食，没有宿营地，怎么能够持久呢?不错，你们有许多飞机、坦克，我们在这里连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也没有，南平集的天空是你们的，你们想借这些东西作掩护向东南方面突出去。但是你们突了两天，突破了我们的阵地没有呢?不行的，突不出去的。什么原因呢?打仗的胜败，不决定于武器，而决定于人心。我们的士兵都想打，你们的士兵都不想打，你们将军们知道吗?还是放下武器罢。放下武器的都有生路，一个不杀。愿留的当解放军，不愿留的回家去。不但对士兵、对下级官、对中级官是这样，对高级将领也是这样，对黄维也是这样。替国民党贪官污吏打仗有什么意思呢?你们流血流汗，他们升官发财。你们送命，他们享福。快快觉悟过来罢。放下武器，我们都是一家人。打内战，打共产党，杀人民，这个主意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定下的，不是你们多数人愿意的，你们多数人是被迫打仗的。既然如此，还打什么呢?快快放下武器罢!过去几天，我们还只是布置包围阵地，把你们压缩在一片豆腐块内，还没有举行总攻击。假如你们不投降，我们就要举行总攻击了。我们希望黄维将军仿照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为了爱惜兵士和干部的生命起见，下令投降。如果黄维将军愿意这样做，着早派遣代表出来和我们的代表谈判投降办法。你们保证有秩序的缴枪，不破坏武器和装备，我们保证你们一切人的生命安全和随身财物不受侵犯。何去何从，立即抉择。切切此告。

刘伯承陈毅

根据手稿刊印。


中共发言人就和谈问题发表谈话*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新华社陕北二十五日电】据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中央通讯社二十二日报道，这个反动政府的行政院已于二十二日推翻了它自己在十九日所作若不先行停战便不愿意进行谈判的那个荒谬决议，而重新决定派遣五个代表同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这五个代表是邵力子、张治中、黄绍Ж、鼓昭贤、钟天心。中共发言人称：我们愿意在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声明的基础之上和南京反动政府谈判和平解决的问题。南京反动政府应负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全部责任，全国人民对于这个政府早已完全丧失信任，这个政府早已没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有资格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只能是由即将召开的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所产生的民主联合政府。因此，我们允许南京反动政府派出代表和我们进行谈判，不是承认这个政府还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而是因为这个政府手里还有一部分反动的残余军事力量。如果这个政府感于自己已经完全丧失人民的信任，感于它手里的残余反动军事力量已经无法抵抗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而愿意接受中共的八个和平条件〔1〕的话，那么，用谈判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使人民少受痛苦，当然是比较好的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的。最近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就是一个实例。但是，南京反动政府是否愿意接受中共所提出的反映全国人民公意的八个条件，现在谁也不知道。现在所知道的，就是在南京反动政府方面放出了许多虚伪的装腔作势的和平空气，企图欺骗人民，以达其保存反动势力，获得喘息机会，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之目的。全国人民应有清醒的头脑，决不可被那些伪善的空谈所迷惑。谈判的地点，要待北平完全解放后才能确定，大约将在北平。鼓昭贤是主战最力的国民党CC派的主要干部之一，人们认为是一个战争罪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待这样的代表。关于战争罪犯名单问题，中共发言人称，我们尚未发表全部战争罪犯名单，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华社发表的仅仅是第一批名单，发动内战残杀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中的主要负责人员决不止四十三个。

根据手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消息。

注释

〔1〕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


中央社窜改中共发言人声明用意何在*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新华社陕北三十一日电】南京中央社一月二十九日转发一月二十八日中共发言人声明，除删掉或窜改许多重要的字句之外，还有意地删掉许多包含着极重要意义的段落。关于日本战犯冈村宁次问题，中央社删掉了下面一段：“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牺牲无数生命财产，幸而战胜，获此战犯，断不能容许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擅自宣判无罪。全国人民、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中的爱国人士，必须立即起来反对南京反动政府方面此种出卖民族利益，勾结日本法西斯军阀的犯罪行为。”下面的一段也被中央社删掉了：“此事与你们现在要求和我们进行谈判一事，有密切关系。我们认为你们现在的种种作为，是在企图以虚伪的和平谈判掩护你们重整战备，其中包括勾结日本反动派来华和你们一道屠杀中国人民一项阴谋在内；你们释放冈村宁次，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关于内战罪犯问题，中央社删掉并窜改了下面一段：“你们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选举伪总统，颁发‘动员戡乱’的伪令，又是那样的紧张、热烈、殷勤、迫切，又是什么人的劝告也不听。那时，上海、南京和各大都市的官办的或御用的所谓参议会、商会、工会、农会、妇女团体、文化团体一齐起哄，‘拥护动员戡乱’，‘消灭共匪’，又是那样地紧张、热烈、殷勤、迫切，又是什么人的劝告也不听。如今，过了两年半，被你们屠杀的人民何止数百万，被你们焚毁的村庄，奸淫的妇女，掠夺的财物，被你们的空军炸毁的有生无生力量，是数不清的，你们犯了滔天大罪，这笔帐必得算一算。听说你们很有些反对清算斗争。但是这一次清算斗争是事出有因的，必得清一清，算一算，斗一斗，争一争。你们是打败了。你们激怒了人民。人民一齐起来和你们拚命。人民不欢喜你们，人民斥责你们，人民起来了，你们孤立了，因此你们打败了。”上面这一段，中央社删窜成为这样几句：“如今，过了两年半，你们犯了滔天大罪，这笔帐必得算一算。虽说你们反对清算斗争，但是这一项清算斗争是事出有因的，必须清一清，算一算，斗一斗，争一争。”在谈内战罪犯问题的末尾一段中，原文是：“除了逮捕日本战犯冈村宁次以外，你们必须立即动手逮捕一批内战罪犯，首先逮捕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权威人士声明中所提四十三个战犯之在南京、上海、奉化、台湾等处者。其中最主要的，是蒋介石、宋子文、陈诚、何应钦、顾祝同、陈立夫、陈果夫、朱家骅、王世杰、吴国桢、戴传贤、汤恩伯、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1〕等人。特别重要的是蒋介石，该犯现已逃至奉化，很有可能逃往外国，托庇于美国或英国帝国主义，因此，你们务必迅即逮捕该犯，毋令逃逸。”中央社将这一段删窜成为下列几句：“除了逮捕日本战犯冈村宁次以外，你们必须继续动手逮捕一批内战罪犯，首先逮捕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权威人士声明中所提四十三个战犯。你们务必迅速逮捕，勿使逃逸。”读者们和听者们注意：中央社擅自删掉和窜改的是些什么呢？是关于必须逮捕日本战犯的理由，是关于必须清算内战罪犯的理由，是关于要求南京政府首先逮捕蒋系直属各重要战犯的名单，特别是蒋介石这个战犯魁首。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是同意以中共的八条〔2〕为谈判基础的，八条的第一条是惩办战犯，但是他们却不愿意我们提起所以要惩办战犯的理由和战犯的具体名单。此外，中央社还整个地删掉了中共发言人声明的第三点，这一点的全文总共只有十七个字，即“(三)以上二项，要求南京反动政府给予答复。”删掉这十七个字的用意何在呢?难道是为了文字太长吗?

根据手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述评。一月二十八日中共发言人声明，即《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注释

〔1〕宋子文，国民党财阀，曾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行政院长、外交部长、驻美特使等职。陈诚，曾任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台湾省主席。何应钦，曾任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长。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陈立夫、陈果夫、朱家骅都是国民党CC派的主要头目。王世杰，曾任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长。吴国桢，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的上海市长。戴传贤，即戴季陶，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队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周至柔，当时任国民党空军总司令。王叔铭，当时任国民党空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桂永清，当时任国民党海军总司令。

〔2〕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


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

(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

【新华社陕北一日电】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于北平的和平解决采取什么态度，是值得注意的。国民党中央社于一月二十二日发表傅作义将军的文告，该文告称北平的和平解决，是为了“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议的和平，保全工业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一月二十七日中央社又发表南京政府国防部的文告称：“华北方面，为了缩短战争，获致和平，借以保全北平故都基础与文物古迹，傅总司令作义曾于二十二日发表文告，宣布自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起休战。平市国军大部当即遵从总部指示，先后撤离市区，开入指定地点。共军已有少部开进市区。绥远、大同两地亦将实施休战。”战败了，一切希望都没有了，比较好的一条出路，是军队离城改编，让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和平地接收城防和市政，这是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为什么天津不肯这样做呢？难道天津的“工业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不应当保全吗?难道天津的“国家元气”应当受损伤吗?为什么一月二十二日应当“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而在一月十三日就不应当，而令天津的和平解决不能实现呢?基本的原因是傅作义将军还想打一打。天津打败了，二十九个钟头内十几万人解除武装，陈长捷、林伟俦、杜建时等一齐被俘，北平孤立了，毫无希望了，决心走第二条路，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可能性从此产生。人民解放军十五日攻克天津，十六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位将军即和傅作义将军的代表邓宝珊将军、周北峰将军成立了和平地解决北平问题的基本协议，往后数日又成立了细节方面的许多协议。周北峰将军是在一月八日由张东荪教授引导出城和林彪将军等谈过一次的，这回出城是第二次。和平地解决北平问题的基本原因是人民解放军的强大与胜利，难道还不明显吗?北平人民，包括劳动人民、资产阶级及绅士们在内，一齐渴望和平解决，又是一个原因。一月十九日北平人民的十一个代表出城和人民解放军公开接洽，他们听了人民解放军方面的宽大处理政策，甚为满意。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一军军部招待了代表们，举行了畅谈和欢宴。代表们中的一个是前北平市长何思源，他是过去山东国民党省政府的主席，坚决反对过人民解放军，当北平市长时也是坚决压迫人民的，他是国民党CC系北方派的干员之一。不管他过去做得怎么坏，这一次总算做对了。又一个代表是吕复，他是国民党法统内的立法委员。又一个代表是北平古物保管机关的康同璧女士。其余是官办的民众团体的代表。他们就是二十二日傅作义将军文告中所说“获致人民公议的和平”那一句话中所谓“人民公议”的表现。不管这一切，他们总算是代表了真正的民意，这和过去大半个月内国民党CC系在南方各省策动官方的参议会、商会、工会等起劲地叫嚣的所谓“和平攻势”，是截然不同的，人们切不可将这二者混为一谈。最近南京、上海、武汉开始酝酿的局部和平运动，也是资产阶级及绅士们策动的，应属于何思源、吕复、康同璧这一类，因而被CC系死硬派战争罪犯潘公展所反对。北平和平解决的又一个原因，是近二十万的国民党军队除少数几个死硬分子外，从兵士们到将军们，一概不愿打了。天津失守后的傅作义将军代表了这种情绪，下了出城改编的决心。不管傅作义过去如何反动透顶，华北人民如何恨之入骨，这件事总算是做得对的。只要他以后向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面走，愿意向人民低头，在军队改编问题上予以协助，不起阻碍作用，而不再企图高踞在人民头上压迫人民，人民解放军就有理由向人民说明，赦免他的战犯罪，并给他以新的出路。南京政府为什么也同意这样干呢？这是全国革命高潮和国民党大崩溃的表现。他们不得不同意，就象他们不得不同意以共产党的八个和平条件为谈判基础一样。在全国人民的逼迫下，他们孤立了，他们的二十万军队已经这样做了，他们无法不同意。这一同意是有巨大意义的，全国的问题就有合法(合国民党之法)理由遵循北平的道路去解决，他们丝毫也没有理由反对别地这样做了。尽管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死硬派还在准备“抵抗到底”，但是他们将被完全地彻底地孤立起来，他们的反动政策会被人民的革命浪潮迅速地打得粉碎。

根据手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述评。


中共发言人声明拒绝甘介侯来平*

(一九四九年二月七日)

【新华社陕北七日电】据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中央社五日上海电称：“甘介侯〔1〕声明，颜惠庆〔2〕、章士钊〔3〕等六人组织之和平代表团，将于二三日内飞往北平。邵力子〔4〕及渠两人则以私人资格随行前往策助。甘氏声明，代表团之唯一任务为从事敲门，敦促中共迅速指派和谈代表，并决定和谈之时间地点，以便政府代表团前往开始和平商谈”等情。中共发言人声明：如果上海颜惠庆、章士钊诸先生是以私人资格前往北平参观，并于国事有所商谈，则北平市长准备予以接待。如果照甘介侯声明“代表团之唯一任务为从事敲门，敦促中共迅速指派和谈代表，并决定和谈之时间地点，以便政府代表团前往开始和平商谈”，则中共早已声明，和平谈判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目前无从谈起，我们对于任何方面的人暂时均不准备接待。至于甘介侯这类从事“和平攻势”的政治掮客，他只有资格在南京、上海一带出卖其“和平攻势”牌的美国制造的廉价商品，人民的北平不欢迎这类货色。对不起，请止步。如果甘介侯竟敢混入北平，贩卖私货，则北平人民很可能把他驱逐出境。

根据手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声明的形式为新华社写的消息。

注释

〔1〕甘介侯，早年曾任大学教授、外交官员，当时是李宗仁私人顾问。

〔2〕颜惠庆，曾任北洋军阀政府总理、外交总长，国民党政府驻英、驻苏大使等职。

〔3〕章士钊，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律师等职。一九四九年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和平协定后遂留北平。

〔4〕邵力子，早年曾任上海大学代理校长，一九二五年任黄埔军校秘书长，西安事变后曾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驻苏联大使、国民参政会秘书长。一九四九年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和平协定后遂留北平。


毛泽东主席电复李宗仁*

(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

【新华社北平九日电】八日，毛泽东主席在接获南京李宗仁七日来电后，本与人为善之意，答复一电如下：南京李德邻〔1〕先生勋鉴：卯阳〔2〕电悉。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具见本年一月十四日声明。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3〕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4〕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

【新华社北平九日电】中央社南京八日电称：李代总统为表示政府谋和之诚意，特电中共主席毛泽东重申谋和之决心。是项电报业于昨夜十一时拍出。兹志其原文如次：

张长官文白兄转润之〔5〕先生有道：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心谋和，悱恻之忱，谅贵党、各位民主人士所共亮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既已遵邀莅平，协谈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宗仁懔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以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己饥己溺之怀，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所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悃，诸希亮察。弟李宗仁卯阳印。

新华社按：李宗仁此电尚有许多阿Ｑ语调，对于自己吹擂，颇饶兴趣。所谓“国共合作”，毫无界限，尤使人们感到心头有些作逆。但是在根本上说来，李宗仁在全国人民的督促之下，似乎已增长了某些希望和平成功的诚意。是否如此，且看将来。

根据手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编辑的一组稿件，复电和“新华社按”是毛泽东写的。

注释

〔1〕李德邻，即李宗仁。

〔2〕卯阳，即四月七日。

〔3〕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

〔4〕张文白，即张治中。

〔5〕润之，即毛泽东。


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新华社长江前线二十二日二时电】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二十一日已有大约三十万人渡过长江。渡江战斗于二十日午夜开始，地点在芜湖、安庆之间。国民党反动派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遇着人民解放军好似摧枯拉朽，军无斗志，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放，直取对岸，不到二十四小时，三十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占领南岸广大地区，现正向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诸城进击中。人民解放军正以自己的英雄式的战斗，坚决地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

根据手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消息。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新华社长江前线二十二日二十二时电】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一千余华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西起九江(不含)，东至江阴，均是人民解放军的渡江区域。二十日夜起，长江北岸人民解放军中路军首先突破安庆、芜湖线，渡至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地区，二十四小时内即已渡过三十万人。二十一日下午五时起，我西路军开始渡江，地点在九江、安庆段。至发电时止，该路三十五万人民解放军已渡过三分之二，余部二十三日可渡完。这一路现已占领贵池、殷家汇、东流、至德、彭泽之线的广大南岸阵地，正向南扩展中。和中路军所遇敌情一样，我西路军当面之敌亦纷纷溃退，毫无斗志，我军所遇之抵抗，甚为微弱。此种情况，一方面由于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锐不可当；另一方面，这和国民党反动派拒绝签订和平协定，有很大关系。国民党的广大官兵一致希望和平，不想再打了，听见南京拒绝和平，都很泄气。战犯汤恩伯二十一日到芜湖督战，不起丝毫作用。汤恩伯认为南京江阴段防线是很巩固的，弱点只存在于南京九江一线。不料正是汤恩伯到芜湖的那一天，东面防线又被我军突破了。我东路三十五万大军与西路同日同时发起渡江作战。所有预定计划，都已实现。至发电时止，我东路各军已大部渡过南岸，余部二十三日可以渡完。此处敌军抵抗较为顽强，然在二十一日下午至二十二日下午的整天激战中，我已歼灭及击溃一切抵抗之敌，占领扬中、镇江、江阴诸县的广大地区，并控制江阴要塞，封锁长江。我军前锋，业已切断镇江无锡段铁路线。

根据一九八一年七月九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的文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消息。


人民解放军战胜英帝国主义国民党军舰的联合进攻*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新华社长江前线二十二日二十四时电】在镇江江阴段的渡江作战中，人民解放军曾于二十日及二十一日战胜英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大队军舰的联合进攻，这件事值得全国人民极大注意。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二十日我军攻击北岸敌桥头据点及江中许多洲岛，准备大举渡江的时候，除和国民党陆军作战外，还要和国民党的海军作战。二十日上午，有两艘敌舰由东向西开来，向我泰兴县西北扬中县正北名叫口岸的北岸桥头阵地发炮，其目的是阻我向中心洲进攻及展开船只渡江。我军炮兵当即奋勇还击，敌舰一艘被毁，不久下沉。另一艘负伤，向西驶至镇江附近大部下沉。此时又有一艘敌舰从镇江方面向东开进，至口岸附近向我阵地发炮，我再还击，又将该舰击伤，该舰后向下游驶去。二十一日上午，又由东面来了两舰，一大一小。此时我即首先发炮，使其不敢迫近，又将该两舰击伤，狼狈向来路江阴方面逃去。由于这一次向敌舰作战胜利，方才将敌舰阻我渡江之计划打破，二十一日下午方得大举渡江。当我军和上述五艘敌舰作战时，江中尚泊有几艘敌舰和上述五舰相距不远，亦参加战斗，唯畏我炮火，不甚积极。直到二十一日夜间，我军还以为上述各舰都是国民党的军舰。到了二十二日，从各方面收集情报，方才知道上述诸舰中，竟有四艘是英国军舰。四艘英舰中，有三艘在战败后向江阴以东逃去，大概是逃往上海。另一艘英舰现搁浅于镇江附近不远的江中，要待我军占领镇江后才能将详细情形查清楚。在和上述诸舰作战的过程中，人民解放军伤亡二百五十二人，阵地及武器被毁一部。英帝国主义的海军竟敢如此横行无忌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一起，向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挑衅，闯入人民解放军防区发炮攻击，直接参加中国内战，致使人民解放军遭受巨大损失，英帝国主义政府必须担负全部责任。国民党反动派历来勾结美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屠杀同胞，现当日暮途穷之际，又复勾结英帝国主义的大队海军深入长江，图阻人民解放军渡江，此种卖国残民罪行，必须彻底清算。

根据手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述评新闻。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又为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关于英国军舰暴行的声明（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四九页），表明了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严正立场，并且阐明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对外政策。


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新华社北平二十四日六时电】在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攻击之下，千余里国民党长江防线全部崩溃，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已于昨日宣告灭亡。李宗仁、何应钦及南京的国民党军队于昨日上午逃出南京。李、何等乘飞机逃往上海。国民党南京守卫部队及宪兵，沿京杭公路逃跑。浦口的国民党军，于二十二日撤至南京，二十三日一同往京杭路上奔逃。芜湖及镇江一带的国民党军，亦向同一方向乱窜。人民解放军正向南京急进，如果昨夜没有入城，则可能于今日入城。南京人民正在等候着人民解放军。在国民党军已离开南京，人民解放军尚未入城的时间，南京人民已于昨日组织治安维持委员会，并于昨日下午六时发电致毛泽东主席，欢迎人民解放军。该电称，毛主席勋鉴：南京守军于二十三日撤退。南京人民为安全计，联合发起各界组织治安维持委员会，推青苑为主任委员，贻芳为副主任委员，及委员十三人。地方尚称安定。恳请电饬京陵外围野战军，对南京予以和平接收，以慰民望。何日入城，并请电示，以便欢迎。南京治安维持委员会主任委员马青苑，副主任委员吴贻芳及委员等同叩梗酉。

根据一九八一年七月九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的文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消息。


毛主席等复电张澜欢迎来平*

(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

【新华社北平一日电】民主同盟主席张澜〔1〕来电庆贺战争胜利及毛泽东主席等复电如下：

毛主席润之、朱总司令玉阶、周恩来先生、董必武先生勋鉴：人民解放军渡江以来，时仅一月，南京及苏浙鄂赣陕五省会相继解放，近则上海亦全部解放。蒋军到处崩溃，人民咸庆来苏。人民解放军得到如此光荣胜利，谨为诸公庆贺。上海为东亚著名大都市，国内及国际人才多集于此。今后工商业之新发展，尤为新民主国家所利赖。兹值战后，困难较多，如何安定，如何建设，想早在诸公运筹策划中。澜不久将与罗努生〔2〕兄等来平聆教。张澜叩艳(二十九日)。表方先生:艳电敬悉。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残敌就歼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先生及罗先生准备来平，极表欢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六月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毛泽东接到张澜来电后，在复电的同时，编成这条消息。

注释

〔1〕张澜，字表方，中国民主同盟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2〕罗努生，即罗隆基。


叶剑英将军奉命赴两广工作，聂荣臻将军继任北平市长*

(一九四九年九月八日)

【新华社北平八日电】北平市长兼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将军奉命赴两广工作，担任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及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了聂荣臻将军继任北平市长兼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根据手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消息。


中共中央致电祝贺各线我军连续奏捷*

(一九四九年九月八日)

【新华社北平八日电】中共中央委员会顷因各军事前线连续告捷，特致电前线各野战军、南方人民武装及各界人民，表示祝贺。该贺电称：

各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及各界人民同胞们：

我各路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奉命出师，向南方及西北各省大举进军以来，业已四个多月。除完成第一步计划，解放江苏、安徽、浙江各全省，江西的东北部及北部，湖北及陕西的大部，山西及豫北的残余敌占区，山东的青岛地区，共消灭数十万敌军，解放数千万人民以外，又复继续前进，解放甘肃及青海的大部，湖北的一部，湖南的中部、北部，江西全省，福建的大部，渤海的长山列岛，包括长沙、福州、兰州、西宁四个省城及赣州、常德、宜昌、天水诸重镇在内，消灭了大批敌军，解放了广大人民。在此期间，程潜将军及陈明仁将军率部起义，站在人民方面，给了国民党反动派以重大打击，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进军。我广东、福建、广西、云南诸省的人民解放军在各该省的胜利发展，极大地威胁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后方。我各路人民解放军军行所至，全体人民同胞及各界民主人士表示热烈欢迎，给予人民解放军以极大的帮助。其中，有甘肃和青海的回民同胞，和汉人同胞一样，表示热烈地欢迎和帮助人民解放军。我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长途远征，冒着酷热的气候，以无比的英勇和自我牺牲精神，为解放全国人民、统一全国领土的伟大的神圣的志愿所鼓舞，以短促的时间，完成了巨大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表示热烈的祝贺和深切的慰问。尚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完成新的军事政治任务，为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人民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四九年九月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以新华社电讯形式写成并发出的中共中央给前线各野战军负责人、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南方人民武装及各界人民的贺电。


改稿

编者按：毛泽东同志在写了许多新闻作品的同时，还为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审阅和修改了大量稿件。这些改稿原件也是十分珍贵的文献。这里从已经搜集到的改稿中选了二十四篇。为了阅读方便，文中改写和加写部分用黑体字标明，删去部分因技术上的困难不再显示。另附印一部分原稿手迹，以便读者了解改稿的原貌。


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二日)

缅边中美联军占领密芝那的捷报，一会儿就被衡阳失守的不愉快消息掩盖过去了。守衡阳的战士们是英勇的。但是他们的努力没有人支援，因为我们政府和我们统帅部的不要民众与自愿放弃主动权的消极战略不能支援他们，人民虽然焦急万分，也无法自动去支援。

衡阳的重要性超过长沙，它是粤汉、湘桂两条铁路的联结点，又是西南公路网的中心，它的失守就意味着东南与西南的隔断，和西南大后方受到直接的军事威胁。衡阳的飞机场，是我国东南空军基地和西南空军基地之间的中间联络站，它的失守就使辛苦经营的东南空军基地归于无用；从福建建瓯空袭日本的门司，航空线为一千四百二十五公里，从桂林去空袭则航空线要延长到二千二百二十公里。衡阳位于湘江和耒水合流处，依靠这两条河，可以集中湘省每年输出的稻谷三千万石，还有极其丰富的矿产于此集中。这些对大后方的军食民食和军事工业是极端重要的，它的失守会加深大后方的经济危机，反过来却给了敌人以“以战养战”的可能性。

英美人士对于衡阳战役亦抱着很大的担心。他们指出：衡阳比长沙更为重要。他们忧虑：如果衡阳失守，战争将会延长。他们忧惧大后方的经济危机。美国《基督教箴言报》警告道：日本现有进行其“首先击败中国”之象征（中央社纽约六月十四日电）。英国伦敦《泰晤士报》恐怕我国来不及等到滇缅路打通就被日寇打败，说：“得出打通滇缅路将是为时太晚这个结论，是何等悲观啊！”（路透社伦敦七月一日电）美英苏各报都再三呼吁把包围边区的五十万军队调去抗日。他们的重视这一战役，可想而知。敌同盟社承认，六月二十六日敌占衡阳飞机场后，陈纳德将军的第十四航空队，每日派了一百架以上的飞机助战，轰炸寇军，可见其行动之积极。

我国民众方面，更对这一战役予以充分的重视，而尤其重要的，则是提出了许多积极的主张。本报六月二十四日社论，指出了日寇此次犯湘，与以前的“活塞战法”不同，而是要“塞死这个抗战的瓶子”，指出了现在“万事齐备，只缺一个国民党政策的改变。我们希望国民党有一个改变，而且要快。如何变法?改消极抗战为积极抗战，改唯武器论为武器与人民相结合，改防制人民为依靠人民，改压迫民主为实行民主，改反对共产党为加强国共团结，改依赖外力打日本为以自己动手为主配合同盟国打日本。”这种主张，在全国各界各党派人们中都得到同情。除此以外，还有一个主张，就是河南人士提出的要求追究豫战将领的责任。

但是，我们政府当局的做法又是怎样呢?一言以蔽之曰：原封不动。军委会六月三日发表一周战况时说:“豫中战事，赖我忠勇将士之不顾牺牲，拚死奋斗，终使平汉路南北长达一百二十公里之距离，复归我军控制，敌寇未能遂其所愿。”当面扯谎。替豫战的败绩作掩饰，更不会去追究责任和研究任何经验教训了。六月十日又发表一周战况，把湘战初期日蹙国百里的败退描写为“我军节节阻击，虽尺寸土地，敌无不付予最大之代价!”六月二十八日，梁寒操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除了表功粉饰外，否认衡阳失守会使战事延长，他说：“有人顾虑衡阳倘使失陷，将使战局延长一二年，吾人殊不能同意。”(中央社六月二十九日重庆电)七月十日，何应钦在中枢纪念周上说：“在全般战略上言，吾人实不忧敌人打通我平汉、粤汉两线之蠢动。”(中央社七月十日重庆电)真是非常写意之至!政府的措施中，没有一件是号召和组织民众起来参加保卫衡阳、保卫西南与西北的。西安国民党人竟在报纸上批评延安在联合国日纪念大会上数万到会民众所表示的保卫西安与西北的坚强意志，认为是“共产党的阴谋”。总之，一切大好河山，都由国民党包办，不要人民干与。可是国民党先生们呵，这些大好河山，并不是你们的，它是中国人民生于斯、长于斯、聚族处于斯的可爱的家乡。你们国民党人把人民手足紧紧捆住，敌人来了，不让人民自己起来保卫，而你们却总是“虚晃一枪，回马便走”，据说这是“磁铁战术”，实际则是永远抛弃主动权，永远不要人民的战术，人民已经看穿你们这个“西洋景”了。

我们的意见，归结起来只是这样：这次衡阳之战，再一次证明，没有政治上的根本改革，即使兵多，即使取得制空权，即使武器好，还是没有用的。情形依然与过去一样：“万事齐备，只缺一个国民党政策的改变。”本报六月二十日社论曾经说：“国民党政策若无根本改变，则前途的危险可以预见，战事必将继续失败，野战军必将更受损失，平汉、粤汉两路必被敌人打通，苏皖浙闽粤赣诸省必将为敌切断，大后方的抗战基地必将大大缩小，兵源财源必将愈益困难，国际地位必将日益低落，各种危机必将日趋尖锐。”这些话，不久就会应验的。

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国民党有识人士其思之。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改稿原件刊印。

*这是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标题是毛泽东重拟的，原题为《论衡阳的陷落》。


韩钧谈晋西事变真相*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三日)

【新华社延安十三日电】西安《西京日报》所载阎锡山对中外记者团谈话中，有阎锡山在一九三九年准备冬季攻势时，新军二纵队负责人韩钧率部叛变等语。本社记者为使国人了解此亲痛仇快事件的真相，特访问当时亲历艰危的韩钧同志。韩钧同志首告记者，晋西事变的惨毒真相，过去因为希望阎氏觉悟，一直隐忍下来，从未发表过，此次阎锡山颠倒是非，公然向中外人民淆乱真相，实令人不能再保守缄默。韩钧同志随将事变经过情形详述如下：

阎锡山仇视人民

太原沦陷后，阎锡山即开始动摇，准备投降妥协。汪精卫投敌后，阎锡山又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试探和平，他说:“抗战与和平是个政治问题，不能说主张抗战就对，主张和平就不对。”当时薄一波同志说：“敌人打进我们的国内来，要求民族独立，只有抗战到底。和平妥协就是投降，就是汉奸”。阎默然。阎锡山此种论调谈过不止一次，均为牺盟、新军所揭穿、所反对。但阎锡山投降准备，始终未停止过。牺盟、新军主张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只有实行民主，发动群众。阎锡山反对实行民主，取消民选县长、区长、村长及各县民意机关。他说：“政权是个刀把子，拿到我们手里可以统治人，拿到人民手里就会危害我们，所以不能实行民主。”他又反对成立农民抗日救国会、自卫军等（然而这是中国抗战力量的基础）。他说：“农民是个老虎，发动起来，是个乱子(怕他们抗战到底，不听指挥)，不发动是个空子(又怕共产党来发动），现在不是发动不发动的问题，而是掌握电鞭的问题(电鞭是管制老虎的鞭子)。”他之反对民主，反对发动群众，都是为投降妥协着想。他又说：“生存就是一切，抗战只是手段”。“七七”事变时为了生存，他需要抗几天战，以后感到抗战是长期的，困难的，就想投降，这也是为了生存，正义公理、国家民族观念，在他的字典里头是没有的。他在作这些准备的时候，表面上装作抗战的样子，而暗中早已在通敌反共了，与敌开过刘村会议，安平会议。通敌使节，不绝于兴集太原道上。决死队的负责同志曾经一再表示：“我们来与你合作，是为了抗战到底，并不是为了投降妥协，任何人要投降妥协，我们就要反对。”阎锡山因此视新军为投降妥协之最大障碍，用说服及其他方法都不能把决死队屈服，乃大施其“锦囊妙计”，于“不知不觉”之中“转移”新军为“叛军”，实行“讨伐”，晋西事变的真正内容就是如此。

阎日两军夹击决死队

即就晋西事件本身而论，也是阎锡山首先背信弃义发动内战。阎锡山企图解决新军，蓄谋已久，至一九三九年十月间，乃授权王靖国、陈长捷等准备进攻新军。并找反共将领一个一个地向他们说，共产党八路军势力日益壮大，再加上牺盟会、决死队与之合作，我晋绥军将无立足之地，现在我们只有解决新军、牺盟，援用日本所提中日提携办法，达到生存之目的。有一个反动军官(刘武铭)问，如何解决?王、陈答以先改组决死四纵队为“中国抗日忠勇先锋军”，再集中晋西六个军配合日寇解决决死二纵队，然后协同日军解决一、三纵队。果然不久，阎锡山即委任陈长捷为“剿叛”军总司令，陈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廿九日(即晋西事变前第九天)发出密令：分三路向新军进攻，计南路纵队为六十一军、八十三军及警备军之七十三师等，司令由陈自兼，进攻隰县属之义泉、黄土(决死二纵队司令部所在地)；北路纵队司令为梁培璜，率十九军及三十三军之一部，进攻隰县孝义边之水头、石口、大麦郊一带(当时八路军晋西支队所在地)；右路纵队为新一旅等，司令崔道修，进攻隰县之泉子坪一带。同时，敌人亦集中临汾至平遥间驻防之敌五千余人于韩信岭一带。于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阎锡山下令决死二纵队，要准于五日向同蒲线大举破击，实行所谓“冬季攻势”。我正在动员部队执行破击命令时，阎军与日军同时开始向我进攻，我们二纵队处于日阎两军包围夹击之中，情势至为险恶，有全部被歼危险，不实行自卫，就要死亡。我们只得一面对敌进行肉搏，一面又被迫不得不进行自卫以抵抗旧军，苦战兼旬，始突破日寇和旧军包围，转入晋西北。此即所谓“决死队之叛变”。从此以后，决死队就被称为“叛军”了。

究竟谁是叛军？

究竟谁是叛军呢?是谁勾通敌寇反对人民，破坏抗战，背叛民族?是新军呢，还是阎锡山?新军既未反对人民，视人民为猛虎，亦未参加过通敌叛国的临汾会议，安平会议，亦未派赵承绶、梁延武、王乾元或其他任何人到太原、北平、南京晋谒敌人和汪逆精卫，亦未与敌订立“现地协定”，而做这些事情的，恰恰是阎锡山自己。问题非常明白，即阎锡山自己也知道决死队并非叛军。一九三九年以前，他对决死队备加赞扬，说是革命青年，一切办法都是革命的，自愧他的旧军都是昏ぎ糊涂、落后、不进步，不能向决死队看齐，这且不用说。即在晋西事变以后，他也曾在他的“忠实同志”少数人圈子内说过：“决死队是革命的，抗战最坚决的”，“薄一波不是军人，但他们练下的军队能与敌人打，这就是因为他们的办法是革命的，进步的。”然而他为什么还说决死队为叛军呢?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目的是在藉此以掩饰他自己通敌反人民反共的丑事和汉奸或准汉奸的原形，并不是什么“韩钧叛变”或“新军旧军冲突”，而是投降与反投降的斗争、分裂与团结及进步与倒退的斗争。事实胜于雄辩，阎锡山纵有百口亦难狡辩。

对这件事，不独薄一波、韩钧及其他在决死队、牺盟会工作的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能够以我们的亲身经验去证明，还有国民党老前辈续范亭先生（他是阎氏任命的暂一师师长，后为新军总指挥）也能以亲身经验作证明。更重要的是山西全省的老百姓，他们能够将阎氏罪恶如数家珍地告诉人们的。

导语和第一节根据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四日延安《解放日报》、第二和第三节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改稿原件刊印。*这是新华社的访问记。导语和第一节《阎锡山仇视人民》的改稿原件已散佚。第二节小标题是毛泽东改的，原题为《反共军与日寇夹击决死队》。


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五日)

美国驻中缅印军总司令部(即史迪威将军总部)所派遣的美军观察组，现在到达了延安。这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我们谨向远道来此的观察组全体人员，致热烈欢迎之忱!

我们欢迎美军观察组诸位战友，不能不想到美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光辉成绩，和美国人民见义勇为、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不论在欧洲、非洲和亚洲，现在都有英勇的美国将士效命疆场，为解放法西斯铁蹄下的人民而流血战斗。在我们中国的抗日战场上，美国亦直接和我国人民并肩作战，成为最亲密的战友。在这个欢迎美军观察组朋友们的时候，我们向美国政府、人民、海陆空军将士及其英明领导者罗斯福总统，表示衷心的感谢。

美军观察组战友们的来到延安，对于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实有重大的意义。七年以来，近五十万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八千余万被解放了的人民，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奋勇作战。很久以来，事实上敌后战场成了中国抗战的最重要战场。在这里，抗击了在华敌伪全部兵力的六分之五；在这里，几乎一切中国的大城市均被八路军新四军所围困；在这里，大部分的敌占海岸线均被我们控制了。这种情形，一向为盟国朋友们所不明了。

在过去，在盟国政府与盟国人民方面，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抗战情形，完全与上述相反。他们所得的印象是：中国抗战的主力军是国民党，国民党在抗战中所做的工作是最多的，大多数敌伪军由国民党所抗击，将来反攻日寇自然也是主要地依靠国民党。这些印象，直到现在还是统治着盟国朝野大多数人的思想的。

所以出现了这种完全违反事实的现象的原因，主要的在于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欺骗政策与封锁政策。他们欺骗外国人，说国民党如何的努力在打日本人；实际则从一九三八年十月以后整整五年半时间，他们所取的政策，基本上不过是坐山观虎斗的政策；直至现在，除湖南与缅甸外，大多数战区依然还是如此。他们欺骗外国人，说共产党不但“不打日本人”，而且总是“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实际则抗击敌伪军六分之五的，正是这个所谓“不打日本人”而又“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共产党；至于那个天天高叫“民族至上”的国民党，它总共不过抗击了六分之一的敌人而已。共产党既然一“不打日本人”，二又“破坏抗战”，三又“危害国家”，那国民党早就应该号召外国人中国人大批地前往共产党区域去视察，好去证实一下国民党先生们所说的并非撒谎。但是决不，反而封锁得铁桶似的。五年多的时间，一不许共产党发表战报，二不许边区报纸对外销行，三不许中外记者参观，四不许边区内外人民自由来往。总之，只许国民党的丑诋、恶骂、造谣、诬蔑，向世界横飞乱喷，决不许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真象稍许透露于世。只要看此次记者团访问边区，是经过怎样的艰苦奋斗才达到成行目的，就知道国民党统治人士一面尽情丑诋，一面却不许人来看，是什么一种挖空心思而又自相矛盾的想法了。

但是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外国人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的。现在，果然慢慢地亮起来了，中外记者团与美军观察组，均先后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延安了。这是关系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反抗日寇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中国两种主张两条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这是关系同盟各国战胜共同敌人建立永久和平的问题。国民党人说，“国共争论问题是中国的私事”，这不过是国民党人在抗日战争中所犯罪过的一块遮羞布。这块脏布之应该扔到茅坑里去，现在已是中国人外国人的公论了。

关于国民党的抗战不力、腐败无能这一方面，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与中国舆论，已经成了定论了。关于共产党的真象究竟如何这一方面，大多数的外国人与大后方的中国人，还是不明白的，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与封锁政策为时太久的原故。但是情况已经在开始改变。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中，已经可以看见这种改变是在开始。这次记者团与观察组的来延，将为这种改变开一新阶段。

由于来延外籍记者的报道，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真象及其对于协助盟国抗战事业的重要地位，将逐渐为外国人所明了。下面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七月一日的《纽约时报》，在其《中共领导下的军队是强大的》一文中说：“无疑地，五年以来，对于外界大部分人是神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正当地利用他们，一定会加速胜利。”这篇文章是根据外国记者的报道而写的。

早在一月七日的《美亚杂志》，在其《作为反攻基地的中国游击区》一文中说：“许多军事当局的意见，认为如果边区的部队能得到充分的援助，这些区域可以成为缩短对日战争的有力的反攻基地。”

六月十日的美国《星期六晚报》杂志，登载了美国名记者史诺一篇题名为《六千万被忘掉的同盟者》的文章中，对于中国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意义，有很精辟的见解。他说：“二月间，尼米兹上将宣布美海军拟在中国海岸上建立基地，以便从那里攻击台湾和日本。香港或广州或将首先为美军攻取。但是轰炸机由这些城市起飞到日本去，仍是遥长的距离。只是在更北面的地方，中国才是最接近日本。因此在那里的中国游击队，对我们有很大的潜在重要性。”

这些是从国民党遮天手掌的指缝中间透露出去的关于中共情况的反映。

现在不但外国记者团到了延安，而且美军观察组也到了延安。我们相信，该组的战友们一定会对此间情况，作周密的和深刻的观察，并对于双方如何亲密合作以战胜日寇，必能多所擘划。国民党想要永远一掌遮天，已经困难了。

我们预祝美军观察组的工作的成功。我们希望这一成功，会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的政策，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力量，获得真实的了解，并据以决定正确的政策。我们希望这一成功，会增进中美两大盟邦的团结，并加速最后战胜日寇的过程。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改稿原件刊印。

*这是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标题是毛泽东改的，原题为《欢迎美军观察组》。


国民参政会开会，蒋介石氏说话不当，林虎氏予以批驳*

(一九四四年九月六日)

【新华社延安六日电】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大会于五日上午在重庆开幕，报到参政员一百六十四人，较历届历次大会为少。蒋介石氏莅会致辞，首述最近中国战场军事演进情形：“吾人决不否认这半年以来军事的失利，更不能否认中国抗战这一时期是特别困苦艰辛”。继即声称：“(一)中国战场的最后决战今方开始……(二)日寇无论如何决不能在整个反侵略战争一片光明中侥幸逃其覆灭的悲运……他妄想在中国战场侥幸求逞，实无可能。(三)……我可以保证在军事根本上决没有危险，因为危险早已过去了”。关于目前军事失利与经济困难之原因，蒋氏称：“今天军事上或经济上的困难，实在是我们农业国家在七年长期抗战的必然之势，因为我们国家一向无基础，这种现象实不足奇。就军事上来说，我们在抗战开始以来，每年都有这种失利的事实，而且其失利程度或有较今日为甚的”。从此种“必然之势，实不足奇”、抗战败仗年年有、往年还比今年多的政治哲学中，蒋氏所得之结论为：“要知道敌寇今后无论如何疯狂挣扎，断不能象过去七年那样再有为害于我们国家的危险，敌人所加于我们的危险，到今天实在已成过去”。用武断的词令，想将目前的军事危机掩饰过去。掌国柄者居然发出此种言论，实堪惊异。蒋氏又称:“我们国家今后安危成败所系的一点，这无论对抗战，对建国都有极大的关系，这就是我们国家绝对需要统一”。接着即大唱其无条件的统一论，甚至说，孙中山“革命数十年，毕生奋斗目的是为了国家统一”。按中山先生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蒋氏对这个遗嘱是忘记了。蒋氏并且说，“今日对日抗战也是为了国家的统一”，而不是民族的解放。这种将一切都统一于国民党、统一于寡头政治的统一论，是与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在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统一的民主统一论，针锋相对的，其中包含了阴风惨惨的杀机。蒋氏又称，“有了国家的统一，才有国家的独立；有了国家的独立，才有国家的自由；有了国家的自由，才能谈到民权自由和民生自由”，倒果为因，完全是法西斯理论。有了这种理论，内战的理由也找到了，这是全国人民及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所不能不深切注意的。记得去年十月十日《莫斯科新闻》的社论曾说到这一点：“内战，或任何一集团或政党欲强制他人执行其意旨，从而将其狭隘的利己利益放在民族利益之上，只有使中国的敌人坐收渔利”。蒋氏的寡头统一论，不幸正是这样的东西。对于当前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迫切需要的改革，蒋氏或避而不谈，或重复空洞老调，如所谓“战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之类，讳疾忌医、空头支票二语，足以当之。统观蒋氏的冗长演词，对目前中国战场上的严重形势企图以轻率自欺的空洞辞句加以掩饰，其结果将模糊人民之对敌警惕，松懈人民之抗战意志，麻痹人民之抗战动员。其所以于目前时机强调他的杀气腾腾的寡头统一论，则是反映了豫湘败战后全国各方人心愤懑及要求彻底改革政治、取消一党专政这一情况，表示蒋氏的深闭固拒，并且强烈地暗示着准备内战的威胁。蒋氏在暗示说：谁要对我的寡头专政牵动一根毫毛，我就要血洗你们。至于“日寇已不能再为害我国”的高论，尤足耐人寻味，除了替民族敌人充当义务宣传员之外，找不出适当的解释。

蒋氏的演说，已在参政员中引起了不良的反响。在老参政员林虎氏代表全体参政员的答词中，即可看出。林虎氏对蒋之粉饰太平、轻率乐观、拒绝批评、排斥改革诸点，表示了深刻的不满。

林虎氏说：“我们回顾国内，瞻念前途，不但不敢稍有乐观，而且抱有杞人的忧虑。因为当这个国家兴衰存亡的关头，如果我们能发奋振作，痛涤旧污，革除积弊，即是兴国之机。不然，若将现状拖延下去，前途是不堪设想的。这并非我们故示危言耸听，种种事实都摆在我们面前，为大家所共见共闻的，这也用不着隐讳，也用不着一一列举。试请大家想一想，现在国内各战场作战的部队，能服从命令、忠勇杀敌的固然是多，而有些坏的是糟到怎么样?各级政府之用人行政，能尽职能合理的固然多，而那些渎职的颟顸的是闹成怎么样?这些情况都是使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前途发生隐忧的。我们参政会自廿七年到今天所开的已是第十次大会了。检讨过去我们对于政府抗战建国诸端固曾有些贡献。但当盟军在欧洲与太平洋着着的胜利，欧洲战事或可望于今年结束，太平洋方面的盟军正在准备展开强大的攻势，整个战局的胜利已在目前。然而我们抗战八年，人力物力的牺牲已是不可胜计。在这整个战局胜利之中，我们应格外努力来争取主角之一的地位，然后能收得一切牺牲的代价，万不可专靠同盟各国的胜利做胜利，致贻我们中华民族之羞。”一针见血，林虎氏将蒋介石的错误观点统统批驳了。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改稿原件刊印。

*这是新华社的述评。标题是毛泽东加的。原稿最后部分（从“林虎氏说”开始）已散佚，现据报载补齐。


新四军的胜利出击与中国的救国事业*

(一九四四年十月一日)

三年半前被蒋介石以所谓“破坏军令军纪”名义宣布为“叛军”的新四军，不仅一直坚持着华中的抗战，而且最近半年来屡次出击，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新四军的节节胜利，对于半年来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节节溃败，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所口口声声强调的失败主义的有利于日寇不利于民族的“军令军纪”，则是一个严正的揭露，事实的讽刺。对于中国人民，则足以提高胜利信心。对于盟国击败日寇的战略，则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启示。对于新四军的胜利表示痛恨的，只有两种人，就是日本侵略者与中国蒋介石。日本人的痛恨我们，不必说了。至于蒋介石，他有两件事最受日本侵略者欢迎：一件是反共活动，一件是《中国之命运》。蒋介石的千万件反共活动中，尤以阴谋袭击新四军，逮捕叶挺将军与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最受日本人欢迎。当一九四一年春，蒋介石干出此种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背叛民族的罪恶事件时，日本同盟通讯社曾嘉奖说：“蒋介石几年来未作什么好事，但解散新四军一事算是作得好。”

不管日蒋如何合谋危害新四军，但是新四军依然在发展壮大，依然在打胜仗。

新四军军部公布今年一月至六月的战绩，作战一千余次，俘敌伪一万余人，缴枪一万一千余枝，伪军反正四十二次，六千余人，粉碎敌伪“扫荡”三千人以上者十二次，五千人以上者四次，七千人以上者二十次，攻克敌伪据点四百二十座，华中敌伪据点去年冬总数为二千九百七十二座，今年六月底连新增者在内只有二千六百九十三座。

我们再看今年华中新四军所进行的大战役。三月四日苏中的车桥战役，攻破五十三座碉堡，歼灭敌军一个大队约八百人，生俘敌官兵四十余人。三月下旬至五月间，淮北我军在三百里战线上进攻伪军，攻克归仁集、新集、魏集等据点五十一处，俘伪军一千三百人。四月十九日淮海区攻克高沟、杨口据点。四月二十七日我军进袭巢县、无为城郊。五月三日滨海我军攻克灌河下游敌人用以控制淮盐的主要港口陈家港，生俘敌伪四百余名。五月十三日我军进袭芜湖近郊。六月中旬，湖北我军南渡长江，攻克横堤。七月十二日至十七日，苏中我军攻克长江北岸之天生港、张黄港等五个港口。七月以来，浙东我军连续粉碎敌伪对四明山的三次“扫荡”。七月二十六日，苏南我军袭击南京外围地区，攻克薛镇、桑园等据点，打开秣陵关至横山一带的游击局面。八月二十三日起，我军在京杭国道上展开攻势，攻占长兴城，捣毁合溪煤矿，并攻入溧水、溧阳。以上共计，三月来我新四军进行的大战役凡十三次。

在政治攻势的成绩方面，我淮北区于六月间，继军事攻势之后，发动了政治攻势，驻泗阳之伪第二十八师，原有千余人，逃亡得只剩三百多人。不少据点，经过喊话，不费一弹，即为我收复。

在破袭方面，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十日，南通、海门、启东、如皋地区举行大破袭运动，参加者五万人，破路七百里，毁桥梁五十座。

以上总计起来，今年新四军的胜利出击，解放国土十余万平方公里，人口五百万以上。苏中敌人所占领的地区，被我军挤缩得只剩百分之十六。斗争最残酷的苏南，我军也开辟了新的地区。夏初麦收前后反“扫荡”的胜利，使敌伪原定的抢粮计划，完全失败。敌华中派遣军编制的调整，及企图加强控制各部伪军，都表现出敌寇在我军的进攻下，不得不讲求新的对策。

新四军胜利出击的意义，还不止此。我们还应该指出下列的几点：

第一，今年新四军的出击中，许多是攻坚的战斗。这些攻坚战斗的胜利，证明新四军在整训之后，军事技术更加加强了。新四军现已拥有主力十八万，以五十万民兵游击队为其后备。它是坚持华中敌后战场的唯一力量。过去人们有一种想法，以为新四军只是游击队，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是把新四军的力量过低估计了的。新四军今年出击的胜利，是以事实批驳了这种错误的想法。

第二，新四军和八路军一样，不仅军队本身有坚强的战斗力，而且还有最大的长处，这就是它的政治工作。它与人民打成一片，而且敌伪军工作做得很好。新四军的作战和行动，经常得到人民的拥护与协助。车桥战斗生俘敌官兵四十名，这在抗战中是新的纪录。华中的伪军士兵，呼新四军为“四老爷”，比之为赵子龙，他们常常对着自己的枪说：“枪呀，我是替四老爷保存的”。半年来，伪军反正四十二次，六千余人，足见新四军影响之大。

第三，新四军所居的地理地位，更是异常重要。它控制整个华中海岸线，和最富饶的长江流域。这个地区，如果给日寇完全统治了，则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对于我国与盟国，都将是最大的不利。

国民党在敌人进攻华中的面前，弃甲曳兵，大好河山，沦于敌手。只有新四军，一直坚持着这个地区的神圣抗战，为将来盟国的反攻准备了前进基地。国民党的投降派、失败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把新四军看作眼中钉，藉着所谓“军令军纪”，必要把新四军消灭以为快。皖南事变，千古奇冤，蒋介石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居心，已经暴露无遗。时至今日，蒋介石及国民党反动派还在师其故智，天天在强调其所谓“军令政令之统一”，而这所谓“统一”者，不是别的，就是要把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取消”五分之四，和“限期集中使用”。谁也明白，这样的“统一”，也并非“统一”到蒋介石手里，而是实实在在地“统一”到日本人手里。因为五分之四的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取消”了，其余五分之一又“集中使用”起来了，五分之四以上已解放的中国国土，不就“统一”到了日本人手里吗?真是替日本人帮忙的好计策!天皇陛下之传令嘉奖是毫无疑义的了。

但是中国人民是决不准许这样的叛卖阴谋的，八路军新四军也决不准许这样的阴谋。单拿新四军来说罢，它现在已经成了华中人民的长城，成了华中人民血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要把它消灭，要把它赶走，日本人办不到，任何什么反动派也是办不到的。

我们庆祝新四军的胜利。我们怀念身在囹圄的叶挺军长与许多忠勇将士。我们还要勉励新四军的将士，加强自己，扩大自己的队伍，密切部队内部的联系，密切部队与人民的联系，准备在与盟国联合对日反攻的事业中，大显你们英雄的身手罢!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改稿原件刊印。

*这是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标题是毛泽东改的，原题为《新四军胜利出击》。


张平群发言错误，人民要求立即改组政府与统帅部*

(一九四四年十月八日)

【新华社延安八日电】据中央社重庆四日电，是日下午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某记者询问政府当局对于组织联合政府的意见，政府发言人张平群答称：“此说不值讨论，吾人亦不拟讨论。”延安评论家称：自从中共中央代表林祖涵同志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召集紧急国事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主张以来，为时已历三周。随着正面战场危机的日益加深，和国民党独裁统治腐朽无能的日益暴露，立即改组国民政府和统帅部，已成为我国一切爱国同胞？包括许多国民党员在内（和盟邦友人的一致呼声。不料国民党当局对于这一呼声，竟采取蔑视态度。张平群是国民党当局的发言人，他的话暴露了国民党当局专制独裁、顽固不化、毫无民主气息的狰狞面目。目前寇患日深，敌骑迫近桂林，大后方门户洞开，民族危难急于燃眉，只有立即废止寡头专政，改组国民政府和统帅部，才能挽救这一危机。中国抗战事业必须胜利，同盟国共同事业必须胜利；废止国民党寡头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与统帅部，已成为全国人民和友邦人士的一致要求。但是按照国民党老爷们的意见，则是“不值讨论”，也“不拟讨论”的。果真“不值讨论”吗？整个大后方人民或者已受或者要受敌骑蹂躏了，人民要求立刻追问国民党的责任，这个责任是值得讨论的。果真“不拟讨论”吗？你们尽管“不拟”，人民的死活、国家的存亡，是不能不讨论的。不管国民党当局“讨论”与否，废止寡头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与统帅部，这个要求是无法抗拒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改稿原件刊印。

*这是新华社的述评。标题是毛泽东加的。


新华社记者论时局：内战危险空前严重*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新华社延安二十二日电】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时局的评论。新华社记者说：中国政治形势在最近半年内，被赫尔利——蒋介石政策推到了内战的边缘；希腊的黑暗局面威胁着全中国人民，威胁着抗日战争与国际和平。这一危险形势，在中国解放区人民面前，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切民主党派及各界人民面前，也在英、美、苏三同盟国面前提出了严重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纠正赫尔利——蒋介石政策与制止内战危机。大家明白，要打倒日本侵略者与建设国际和平，决不能容许中国打内战，决不能容许赫尔利——蒋介石政策继续推行下去而不被制止。在赫尔利鼓励之下，蒋介石于一月一日与三月一日宣布了实质上是准备内战的计划。这个计划采取了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的形式。这个计划，近日虽然受到了某些阻碍，不得不在国民参政会上略为修改所谓“国民”大会的办法，但是内战危机依然在继续发展。对于赫尔利——蒋介石的这个反动计划，中共自始即表示了坚决反对的立场。其他民主党派，包括国民党民主派在内，也表示了反对态度。此次参政会开会的前夜，中共发表声明不派人出席，这一行动鼓励了许多民主派参政员在参政会内与会外反对“国民”大会的勇气。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来延时，中共当局和他们交换了意见，表示了同样的态度。参政会开了两星期，已于二十日闭会。整个会议所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国民大会问题。在几次的激烈辩论中，独裁派与民主派均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十九日，通过了一个决议案。新华社记者指出：这个决议包含了某些妥协性，但是并未变更国民党的反动计划。这个决议说了四个问题：(一)国民大会的日期；(二)国民大会的代表性；(三)国民大会的职权；(四)某些民主要求。关于日期问题，决议说：“本会同人意见未尽一致，本会兹不提出具体意见，由政府斟酌情形决定。”所谓“日期”，在反动派看来，决不只是一个事关“政府威信”的问题，而是一个独裁与内战的问题。他们一定要保持一党专政即独裁的权力，不允许有非国民党人参加的国民参政会在国民大会的日期问题上作决定。在内战问题上，国民党反动派在一切军事布置上都是为着向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解放区“收复失地”与消灭中共这个具体目标的。而要打内战，没有国民大会固然一样可以打，有了国民大会则更加好打。日期“由政府斟酌情形决定”，他们将斟酌些什么情形呢?当然是斟酌最有利于保持国民党独裁的时机，尤其是斟酌发动大规模内战的时机。要说这一条有它的一点积极意义，那就是以十分委婉的语调没有承认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开国民大会这个威胁人民的确定的日期。这就是说，国民大会这个威胁人民的法宝仍然拿在独裁者手里，他想什么时候使用都由他；不过为了应付人民的坚决反对，日子或者会稍为更动一下。中国政治形势发展到这样一个局面：中国独裁者争着要“还政于民”，时间越早越好；中国人民却坚决的反对。这件事看来好象奇怪而且滑稽，实际则是表现了中国独裁者与中国人民所处的从来没有的新环境。这件事不可能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初期与中期，因为那时还没有造成中国独裁制度遭受到如象现时这样严重的危机，也没有造成中国人民如象现时这样巨大的民主力量，也没有造成现时这样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国际条件。七月十九日的参政会决议，没有赞成独裁者今年开国民大会的“还政于民”的反动计划，对于独裁者说来，无损独裁制度的毫末，对于人民说来，没有增加丝毫的权利。必须记着：“国民”大会这个法宝仍然拿在独裁者手里，而且即使没有“国民”大会，仍然可以打内战，中国人民绝对不可稍有疏忽与大意。中国独裁派是很狡猾的，他们善于在政治上耍花样与善于组织对人民的突然袭击。他们一群的下一手是什么，中国人民，首先是各民主党派，必须十分注意。新华社记者说：参政会决议的第二条也是极其含糊的，反动派很可以利用这一条。这一条说：“关于国民大会代表问题，请政府参照本会各参政员提案，衡量法律与事实，妥定办法，尽使国民大会具有极完满之代表性。”这里所说的“政府”，是独裁派的政府，这里所说的“法律”，是独裁派的法律，现在写上了决议案，将来他们“衡量”一番的结果，依然不外强迫人民承认十年前的那一批国大“代表”依然有效。独裁派也会“衡量”“事实”，其结果不外加“选”或加派一批人。这样他们就会说：已经“具有极完满之代表性”了。但是中国人民与民主党派应该这样来看问题，所谓“政府”必须是一个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组成的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任何由现在的国民党独裁政府所召集的“国民”大会，我们都反对。所谓“法律”，必须由联合政府来重新制定，任何由国民党独裁政府所制定的反动的代表选举法，国大组织法等等，我们都反对。“事实”是十年前的所谓国大代表，是由国民党一手伪造的，必须全部否定它；在敌人未完全消灭，国土未完全解放，人民无完全自由的全部时间内，不许可办理国大代表的选举。只有全部否定旧代表，并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下重新选举新代表，才能称之为“具有极完满之代表性”。我们完全赞成“极完满之代表性”这几个字。从今以后，谁要召开什么绝无代表性及代表性不完满的“国民”大会，必将受到坚决的反对。第三条：“宪法制定时，应即予实施，俾政府还政于民之旨早获实现。”这一条表现了国民党独裁派的反动计划，依然坚持着。历来只唱“制颁”宪法，反对“实施”宪法的，现在他们唱起“即予实施”的好听的调子来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选举”大总统，仿效袁世凯做皇帝。今天中国的独裁派即帝制派很需要这一条，他们急于要以帝制(一名大总统)来镇压人民、发动内战，以维持其自己的反动统治。第四条列举了几项要求。“采取可能之政治步骤”，这一项，独裁派必然要耍新花样，对于民主派所主张的召开党派会议，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一项要求，仍将深闭固拒。第二项，保障人民自由，加了“合法”二字，第三项，承认各政治党派，加了“依法”二字，在独裁派看来，一切都好办了。第四项，“各省各级民选机构之设置”，也是独裁派需要的，因为所谓“民选”，实际上都是党选，独裁派有了这些“机构”，他们的宝座就更稳当了。综合第四条各项，对于独裁派，并不会损失什么东西。仅有一点稍有意义，就是规定这些措施，应在“国民大会召开前”做到，表示国民大会今年或者不会开。新华社记者结语说：独裁制度丝毫未变，内战危险空前严重，现有各种铁一般的事实，包括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军事行动在内，证明国民党反动派正在较前更加积极地准备发动一个极大规模的内战，借此以援助日本侵略者。国民参政会对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决定，绝不会改变这种危险的形势。新华社记者说，只有三个条件可能改变中国的政治形势：第一个，解放区军民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坚决制止内战；第二个，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民主力量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反对内战；第三个，英美苏三国在东方问题上团结一致，反对中国的内战。中国人民应该为争取三个条件，反对内战危险而奋斗。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改稿原件刊印。

*这是新华社的评论。


冀南我军自卫战大捷*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四日)

【新华社冀鲁豫四日急电】沿平汉铁路北犯侵占我豫北冀南解放区之国民党部队，共达十万以上。侵入我磁县、邯郸地区者，有第三十军、第四十军及新八军共八个师，约七万之众。我当地军民站在自卫立场上举行反攻，取得伟大胜利。进攻军中之新八军反对内战，在战场上起义，给了这一自卫战以有力的援助。

九月中旬以来，国民党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在何应钦授以密令之后，从各地调集军队，猛犯我豫北解放区，连陷我豫北之封邱、延津、原武、武陟、获嘉、辉县、汤阴等七城及广大市镇乡村。所到之处，实行“清剿”，摧毁民选政府，屠杀抗日干部及抗日军人家属，抢掠财物，奸淫妇女。人民惨遭荼毒，忿不能忍。但我八路军为和平团结大计，仍一忍再忍，一让再让，最后退至漳河以北。国民党当局犹以各军进得太慢，命令胡宗南秘密飞赴郑州，颁发“剿匪手册”，坚决“剿匪”，强迫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氏所属各部限期进攻。十月二十一日，新八军高树勋部，四十军马法五部，三十军鲁崇义部，在严令督责下，渡过安阳河(漳河)，分路北进。二十三日占我磁县，二十四日占我马头镇，并向武安、邯郸攻击前进。直至此时，我冀南军民始起而自卫。十月二十五日，我军反攻，收复磁县，将进攻各部加以包围。同时，向进攻各部官兵，实行劝告，请他们共体国内和平民主团结之重要，要求他们立时拒绝内战命令。十月三十日，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将军，深明大义，响应我军民之号召，率其直属之新八军(包括暂二十九师、新六师两个师)全体官兵举行起义，拒绝国民党反动派之“剿匪”命令，停止内战，站到中国人民方面来。但四十军与三十军一部将领尚不觉悟，继续向我攻击。三十日晚，我军被迫总反攻，激战一昼夜，于三十一日，先后将该两军击败。此时该两军多数官兵愿意放下武器，仅少数部队二三千人向南逃去。放下武器之高级军官，计有十一战区副长官马法五、十一战区参谋长宋肯唐、四十军三十九师师长司光恺、一○六师师长李振清、三十军三十师师长王震、六十七师师长李学正等多人。我冀南解放区人民，现正对于反对内战、站在人民方面之高树勋将军及其全军将士举行慰劳。对于放下武器之三十军、四十军各高级将领及全体官佐士兵，亦予以优待。其中许多人声称：国民党当局，尤其何应钦、胡宗南二人，藉恢复交通为名，实行“剿匪”及进攻解放区，实属违背大多数人之志愿，他们愿意详述被迫进攻之经过，从此站在和平、民主的方面。三十军三个师均是美械师，素称能战，四十军亦有善战声名，他们和新八军一样，在抗日战争中均起过相当作用，远非那些不战而逃或坐待胜利的腐败军队可比。此次被迫“剿匪”，举行内战，在严令督责下勉强前进，但因违背多数官兵的意愿，故一战即败，虽有美国枪械，亦不能取胜。在我军缴获之武器中，有高射炮与火箭炮多门。国民党发给他们的许多“剿匪”文件，亦已缴获，正清理中。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改稿原件刊印。

*这是新华社的消息。


在国民党政府当局纵容与鼓励下，反动派扩大反苏反共活动*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新华社延安二十六日电】国民党内法西斯反动派煽动和组织各地反苏反共运动的狂妄活动，在政府当局纵容与鼓励之下，正在日益扩大。在重庆，反动派计划连续不断地制造事端，他们在组织二十二日沙磁区学生参加反苏反共示威游行以后，又用同样伎俩煽惑北碚学生于次日向渝市进发，重演二十二日反苏反共丑剧。在二十二日被捣毁的新华日报营业部的墙壁上，特务分子贴上令人发指的污蔑标语：“打倒赤色卖国贼”等等。在成都，反动派也如法炮制了同样的丑剧，煽动了一次反苏反共示威，特务分子照样突入新华日报办事处，捣毁用具，抛掷书籍。在南京，反动派所组织的“大东亚青年协会”与“抗战军人联合会”“号召自动参战，武装收复东北!”(见合众社重庆二十二日电)。在上海,反动派煽动一群学生到苏联领事馆示威。其他各地，如北平、武汉、太原、南昌、贵阳及璧山等地，反动派都在拚命制造反苏反共舆论，积极布置示威游行。甚至在国民党刚接收的台湾,也于二十四日发生了所谓“抗议苏联破坏中苏友好同盟”的示威游行。根据上列各项消息，就可知道国民党反动派是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个反动的高潮。所有这些反动示威，包括二十二日的重庆示威在内，被国民党法西斯反动派欺骗参加的学生都只占当地全体学生的极少数，例如二十二日在重庆只有七千人，二十三日减至二千人，二十三日在上海只有二千余人，可见中国人民绝大多数其政治觉悟程度甚高，他们能够判别是非曲直，决不盲目跟随反动派走。法西斯反动派之所以能够煽动一部分群众参加示威，一半依靠威胁，一半依靠欺骗，即是利用人们不明东北真相与不明反动派挑拨国际战争与国内战争的阴谋之结果。我们相信只要东北真相被了解、反动派的阴谋被揭露，真正的群众是决不会盲从反动派的。值得注意的，是法西斯反动派这种狂妄活动，不仅没有遇到国民党政府当局的制止，却反而得到许多当局人士的支持和鼓励。美联社的电讯说：“重庆一些观察家评政府之不干涉反苏示威，表示同意反苏的煽动。政府如愿意的话，是能够停止此示威运动于其甫一发轫之初的”。当二十三日反动派所煽动的北碚学生游行队伍行抵国民政府时，据中央社报道，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对他们讲了这样的话：“昨今两日诸同学之爱国游行，已博得中外之钦佩同情，一俟主席返渝，即将同学意见转呈，想乃主席亦必感动。近来国内各地学生，如北平上海皆有类此游行，足见全国同学之爱国热忱，实应为国家庆幸。”

但是不论国民党法西斯反动派如何起劲地欺骗并煽动一部分学生举行挑拨国际战争与国内战争的反革命示威，也不论某些政府当局如何纵容与鼓励这种反革命示威，归根结底，反动派自己是要失败的。企图挑拨美苏两大强国举行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以便中国法西斯反动派好从中取利、从此“翻身”的阴谋，是确定要失败的。对于美苏，它们的团结政策一定不变，断不会受这批中国法西斯臭物所煽动。对于中国人民，因为这种阴谋完全是反民族的，即是说，如果反动阴谋实现了，仅仅于德日意法西斯残余有利，于中国民族是绝对不利。关于那些反动口号，例如所谓“铁血收复东北”，“自动参战，武装收复东北”，“打倒新帝国主义”之类，中国人民很快就会知道，这是反对中华民族利益的反动阴谋。关于反动派挑拨内战的阴谋，表现在极端诬蔑与侮辱中共与民主人士，捣毁中共与民主派的报纸，殴打中共党员与民主人士，所有这一切，中国人民也是很明白，内战是确定地不能再打了。总之，在反动派极度猖獗之下，中国人民将更加团结起来，制止一切反动活动。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改稿原件刊印。

*这是新华社的述评。


美国大量运送蒋军到东北扩大内战*

(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

【新华社延安一日电】确息：当马歇尔氏好象在努力呼吁东北与中国和平的时候，现住越南的国民党五十三军三个师，又将于日内由美舰运往东北扩大现已十分扩大的内战。此外第五军亦有将由美舰运往东北说。按马歇尔氏对于使用美舰运输国民党军握有权力，以前曾约定只为国民党运五个军去东北，后乃违约增运两个军；四月间又曾约许美舰在运过第九十三军以后不再为国民党运兵。但在中国内战首领蒋介石好象遵守指令一样地拒绝东北和平与全国和平以后，美国方面就又继续使用自己的海军运输工具及大量军械军火，积极帮助国民党扩大内战，而其结果确使中国的内战空前地扩大了。此种美蒋双方密切合作屠杀中国人民的形势，深堪注意。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改稿原件刊印。

*这是新华社的消息。


中共中央宣传部陆定一部长驳斥国民党中宣部声明，所谓和平方案全系欺骗*

(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新华社延安二十五日电】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今日就二十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之声明加以驳斥如下：

国民党中宣部声明的全部内容，是拒绝中共恢复和谈的两个条件，即拒绝取消蒋介石伪宪与恢复去年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而提出所谓“和平方案”四条。这四条已于二十三日由蒋介石经美方转交南京中共办事处，所以是蒋介石的提案。就蒋介石这一行动本身来看，就可以知道所谓“和谈”完全是欺骗，所谓四条是用来拒绝真正和谈的先决条件的。既然不要真正可以保障和平实现民主的先决条件，又有什么诚意可言，又有什么和谈可言?

陆部长指出：取消蒋介石伪宪，和恢复去年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是必须做到与完全做得到的。

蒋介石既然能够以强迫和欺骗种种方法把他的兵力百分之九十调来进攻解放区，有何理由不能在和平的需要之下把这些军队调回原防?人民解放军俘获的蒋介石进犯军，已达三十余万人，上自军长师长，下至士兵，人人都说不愿替蒋介石打内战，都极愿和平回到原地去，蒋介石有何理由硬要把他们放在内战中当炮灰?所谓“越时经年，彼此位置变动甚大”，因而恢复去年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实际上办不到等等，岂不是明明白白骗人么?

国民党中宣部声明中拒绝恢复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的另一“理由”，是“政府已经收复之地区，如一经撤退，则该区人民之生命财产即无所依托”。这是十足的谎话。蒋军占领了解放区一百六十余城市，十七万九千多平方公里土地，那里有二千余万解放区人民，等于半个法国的人口。在蒋军侵占以前，那里的农民已实现耕者有其田，民主政府已建立，汉奸已惩办，各阶层人民已安居乐业，没有灾荒，没有经济危机。蒋军侵占之后，农民的土地被没收，法西斯的特务恐怖代替了民主政治，汉奸恶霸回来并由蒋政府封官进爵，蒋官蒋军烧杀奸淫，横征暴敛，抽丁派粮，贪污横行，二千余万人民重新受到蒋介石独裁的无边苦难。蒋介石的确尽情的“保护”了汉奸、特务、恶霸、赃官，哪里有一分钟保护过人民的生命财产?正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蒋军非由全部侵占区退出不可!

在蒋介石的“和平方案”中，提出所谓“现地停战”。大家应记得：现地停战，从去年一月停战令以来，已有三次。一月停战令是第一次,三月二十七日东北停战协定是第二次，六月现地休战谈判是第三次，每次都是中共方面极度让步，但让步的结果是蒋介石一连三次的破坏。难道中国人民真是一群阿斗，以后还要给蒋介石来一个第四次现地停战，以便蒋介石再作第四次的破坏，便于他将所有解放区消灭干净么?谁人能够担保他不这样做?现在国民党的所谓“现地停战”，乃是蒋介石全部撕毁停战令与政协决议，放手发动空前内战之后的“现地停战”。这就是要中国人民承认他背信弃义地违反协议以武力造成的结果，从而鼓励军阀实行武力统一的迷梦，鼓励反动派放肆撕毁一切信义大打内战。蒋介石口口声声“政治解决”，但他实际行动，却是“军事解决”。中国人民如果同意这点，以后还有什么和平的希望?中国共产党如果同意了这点，它又怎样向人民交代?中国共产党为了祖国的国内和平，为了祖国人民的福利，决不能够承认蒋介石如此违法以武力造成的结果，因此绝对不能同意所谓“现地”而实际上是企图消灭全部解放区的“停战”。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非完全恢复不可，蒋介石违法调动的百分之九十的蒋军非一个一个退返原来驻地不可。不如此，和平绝无保障。

至于蒋介石“和平方案”中第三第四条，如整编军队、恢复交通、地方政权等等，以前不知提过多少回，谈过多少次，但是或则毫无结果，或则有了结果也被蒋介石撕毁。在蒋介石取消伪宪和恢复去年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以前，这些问题根本谈不上。因此，蒋介石“方案”中第一条，所谓“政府愿意派员商谈，以至举行圆桌会议”，在中共两项条件未得实现前，并无必要。蒋介石提出这些题目作为“方案”，其目的仅在空洞搪塞，以便骗人而已。

陆定一部长指出：蒋介石的伪宪，也是必须取消和可以取消的。自民国以来，这是第三个伪宪了。既然袁世凯和曹锟的两个伪宪都取消过，为什么蒋介石的伪宪就取消不得?蒋介石既然背信弃义地违反政协决议，单方面召集“国大”，通过伪宪，人民就有理由命令他取消这个伪宪。

国民党中宣部声明，说什么这个蒋记伪宪“中共实无理由加以反对”。那么试问，蒋介石又有何理由制造出这个伪宪来呢?试问，中国人民从前反对过袁世凯和曹锟的伪宪，又有没有理由呢?蒋介石既然制造了这个伪宪，不把它取消掉，就是承认法西斯独裁，承认军阀毁法乱纪，还有什么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之可言?所以伪宪非取消不可。

蒋介石擅自召开的“国大”，不论中外，绝大多数舆论，都一致唾骂。中共和各方民主人士，老早就忠告蒋介石不要开什么一党非法的分裂的“国大”，蒋介石偏偏不听。蒋记“国大”开幕之后，我们又忠告他，叫他解散，他又不听。蒋介石这样横行无忌，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许，中国人民及真正民主人士绝对不承认这个非法的分裂的“国大”为有效的。

至于蒋记“国大”的代表，大部分是十年前由指定圈定贿选舞弊弄出来的，一部分是蒋介石及其帮闲们临时“增补”的，里面还有汉奸，比曹锟时候的猪仔议员还要丑，哪里是什么“全国各民族各省市各职业代表”?蒋介石的伪宪，其草案几时由政治协商会议最后审查过?其中的主要原则问题，如人民权利，少数民族自治，立法与行政的关系，地方均权等，哪里符合于“政协协议原则”?蒋介石不肯取消这样丑恶的法西斯的伪宪，才是“固执己见”，贻祸全国，背叛人民，背叛民族，决心反动到底呢!

陆部长又指出：取消伪宪和恢复去年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乃是最低限度的和谈先决条件。这所以是最低限度的条件，因为蒋介石已经干净撕毁了四项诺言，停战协定、整军方案、东北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等民主人士，召集了非法“国大”，订立了卖国的中美商约，发动全国大打，侵占了那样多的解放区。蒋介石干了这样许多无法无天的事情，再要和谈，当然不能不实行几个先决条件，否则谁能相信他有丝毫诚意?照法理来说，应当把国民党的一切好战分子当作战犯惩办，把破坏政协的国民党反动分子和特务分子当作法西斯惩办，把签订中美商约的国民党政府负责人员当作卖国贼惩办，并赔偿全国人民与解放区人民因蒋介石发动内战而受到的浩大损失。这些公平合理的要求，我们都还没有提出，仅仅提了取消伪宪和恢复去年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两条，对于蒋介石岂不是宽大到了极点么?一年以来，蒋介石无法无天，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如果连我们所提最低限度的两条都不要他实行，把过去的罪恶一概不算，“现地停战”下来，让他得到休整时间，巩固侵占地区，补充军队，“改组政府”，取得美国政府五万万或更多的借款和军火援助，有了再来大举进攻的力量，那时蒋介石还必定要更加无法无天。“殷鉴不远”，就在去年。所以，我们不要民族独立国内和平与民主自由则已，如果还要独立和平民主，则一定要蒋介石实现取消伪宪与恢复去年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两条，不达目的决不能休止，一切欺骗都是无用的。现在蒋介石既然拒绝这两条，悍然提出欺骗的“和平方案”来对抗，则一切后果，当然由蒋介石负责。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改稿原件刊印。

*此稿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审阅修改过，由新华社播发。


蒋政府又一穷极无聊的尝试*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日)

【新华社陕北二日电】国民党中央社六月二十九日南京电宣布，南京蒋介石政府已对中国人民领袖与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实行所谓“下令通缉”。蒋介石采取此项步骤正是在全国人民群起而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时候。仅仅一个月以前，蒋介石的参政会还电请中共代表去南京恢复和谈，蒋介石还宣称“国家绝对需要和平”云云，当时熟悉内幕的舆论界即已断言这种姿态完全是欺诈。蒋介石的所谓“通缉令”，在人民解放军胜利反攻的浪潮中特别显得滑稽。此间观察家认为，在蒋军到处失败，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候，蒋介石此种反动的举措是企图挽救蒋军将士与国民党官员普遍绝望情绪之又一穷极无聊的尝试。此项步骤的另一动机，则为对于美国国务院赠送子弹一万万三千万发的一种立时响应。该观察家称：既然蒋介石已经“通缉”中共领袖，则任何一个解放区政府和任何一个中国人就有更大理由缉拿蒋介石，并审判其罪行。中国人民继西安事变以后，第二次活捉卖国贼杀人犯内战祸首蒋介石一事，现已日益富于现实性。观察家说：一年来，蒋介石采取了许多步骤，召集“国大”、“制定宪法”、“改组”政府、驱逐中共代表、占领延安，现在又有所谓“通缉”中共领袖，其目的都是为着打击中共及一切民主力量的威信，并将他们孤立起来；但其结果却是完全相反，致命地打击了蒋介石自己在人民中残存的一点威信，并把他自己完全孤立起来。蒋介石的崩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改稿原件刊印。

*这是新华社的时评。


新华社记者评陕北之捷*

(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新华社陕北二十三日电】新华社记者评西北人民解放军歼灭胡宗南军整编第三十六师之胜利称：此次胜利的规模，在西北战场上是空前的。三十六师是胡宗南三个主力师之一，胡宗南的另一个主力师整编第一师被歼过两个旅，现在胡宗南只剩下一个主力师即整编第九十师了。自从五月以来，我西北人民解放军于蟠龙战斗胜利后，扫荡陇东、三边与榆林外围之敌，胡宗南乃令其军队分兵“清剿”，到处蹂躏解放区人民，他似乎以为经过了这“清剿”，陕甘宁边区人民就可向他屈服，而人民解放军就可容易对付了。殊不知边区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他的“清剿”毫无结果。胡宗南军对人民的蹂躏愈凶，人民复仇的决心愈坚。及至我军攻榆林，胡宗南被迫派兵远道驰援，又令其主力急速北进，企图驱我入晋，竟敢于本月二十日深入到镇川堡(米脂北三十里)葭县一线。不料我军从镇川堡附近打起，于几个钟头内即将三十六师歼灭。在三十六师被歼之后，胡宗南嫡系的兵力只余十四个旅，其机动兵力已不会超过七个旅，而且因为他的后方空虚，更给人民游击战争以广大发展的机会。三十六师的歼灭，标志着这样一件事：即是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上业已开始反攻。蒋介石因进占延安而在战略上所犯的重大错误，现在已到自食其果的时候。西北战局因为三十六师的被歼，已经根本改变。西北人民解放军反攻的开始，也就是大西北解放之新阶段的开始。这一形势，配合着全国各战场的反攻，是于蒋介石极端不利，而于中国人民极端有利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改稿原件刊印。

*这是新华社的评论。


庆祝济南解放的伟大胜利*

(一九四八年九月三十日)

人民解放军于九月十六日起开始向山东省会济南发起攻势。到二十四日，仅仅八天时间，就解放了敌人强固设防和重兵守御的济南市，全歼守敌十万余人，并争取吴化文军长率部起义。这个伟大的胜利，不但使国民党反动派及其美国主人目瞪口呆，甚至全国的人民也因为它的意外的迅速而惊异。

济南的解放，对于整个战局的重大意义是很明显的。蒋介石在发动全面内战以后的一年多中间，始终是把华东战场当作他的军事重点，他曾经使用八十几个整编旅的兵力在这个方向，妄图在这里决定战争的胜负。当华东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在苏中、苏北、鲁南、鲁中各战场光辉地完成了大量歼灭敌军的任务，而于去年七月转入外线作战的时候，敌人曾经一度在山东大肆骚扰，并曾经竭力吹嘘他们的所谓“战略胜利”。敌人曾经打通过胶济路，打通过济南以南的津浦路，在这个基础上，敌人甚至还梦想过打通津浦全线，借以沟通他们的华中和华北。但是就在那时，我们就指出过这并不是什么攻势的胜利，而只是攻势的失败，是敌人由全面攻势降为局部攻势，又由局部攻势转入全面守势的时候，敌人的战略企图是不可能实现的。果然，人民解放军在其他战场转入进攻以后，在华东也无例外地反守为攻。曾经丧失过几乎全部县城的华东人民解放军，经过去年十月胶河的胜利，十一月胶济东段的胜利，十二月莱阳的胜利，今年三月胶济西段的胜利，四月胶济中段的胜利，五月至七月津浦沿线的胜利，直到这次济南的胜利，在不满一年中间，就造成了整个山东战局的彻底转变。现在山东除青岛、烟台、菏泽等少数据点外是被全部解放了，敌人在山东的战争计划是被摧毁了。济南这个敌人在山东最强大据点的攻克，使华东人民解放军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的自由。在这个情况之下，不但山东的残敌岌岌可危，而且整个华东和中原的敌人也将遭受更加沉重的打击；华东和中原的全部解放，已经更加迫近；而中外反动派在长时期内关于所谓“巩固华北、确保华中”，乃至所谓在几个月以内“肃清黄河以南”的喧嚷，已经成为普遍的笑柄了。

济南是国民党长期困守的孤立据点之一。与济南处于同样情形的，仅就目前而论，就还有长春、沈阳、锦州、承德、保定、太原、安阳、南阳、榆林等城市。这些城市中的人民和国民党军队，从济南的解放中，应该得到一些什么教训呢?虽然济南有十万国民党守军，虽然他们有美国的装备，有永久性的层层工事构筑，有准备长期固守的物资，有美国所供给的空军的接济和配合，又有蒋介石所允许的大量援军集结在徐州附近，还有国民党的有名将领王耀武指挥，但是在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之下，只在八天里面就全军覆没。这是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那么，国民党今天不顾人民的死活，硬要困守许多孤城，究竟是为着什么?难道不是等候灭亡吗?当国民党守城的时候，他们强迫市民忍受种种勒索，担负种种苦役，甚至强迫他们大批地饿死冻死；到了国民党失败了，却又马上对市民滥施轰炸，难道这不是故意拿老百姓当仇人吗?而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官兵，也只能是做着莫名其妙的牺牲品。既然明明守不住，为什么又一定要下令死守呢?既然明明没有援兵出动，为什么又一定要下令死守待援呢?难道不是故意骗人送死吗?守济南的国民党军队有一部分是明白了这一点，这就是吴化文军长和他的部下，他们避免了无谓牺牲的命运，并且得到了人民的谅解和欢迎，给予他们在今后能够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但另一部分就没有想明白这一点，而他们或者是做了俘虏，或者是白白地丧失了他们的生命。这是两条相反的道路，两种相反的结果。这是值得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官兵加以思索和选择的。济南的战斗是过去了，其他被围城市的战斗正在接踵而来。在这里，我们愿意正告这些城市中国民党军队的一切开明人士们：你们不应当白白送死!你们更加不应当强迫许多无辜的同胞跟你们一起白白送死!你们应当走的道路就是辽南潘朔端师长、营口王家善师长和济南吴化文军长们的道路。这样，不但可以使我们的祖国和同胞少受一些损失，使人民解放战争早日在全国胜利，而且你们自己也得到一个将功折罪、重新改造自己和为人民服务的机会。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改稿原件刊印。

*这是新华社的社论。这篇社论经刘少奇、周恩来修改后，毛泽东最后修改审定。标题是毛泽东改的，原题为《庆祝济南解放》。


蒋介石政府正在覆没*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新华社陕北十四日电】中国最后一个专制王朝蒋介石政府，正在象一只破船一样地从历史上沉没。蒋介石虽已完全绝望，仍然决定要打到底。蒋介石所谓要打到底就是他不愿投降，宁愿将他现在还剩下的二百几十万军队打光。就令如此，人民解放军消灭全部反动军队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战争第三年的头四个月，国民党已经丧失一百万军队，其中约有五十万是在十月份丧失的。约有四十万丧失于东北。十一月份的灾难不会比十月份轻。徐州战场的崩溃，数十万军队的覆灭，现正等待着国民党。而更重要的，则是丧失徐州等于丧失整个长江以北，等于丧失国民党军队的最后脊骨，因此，国民党正在努力挣扎。当蒋介石假装慷慨地把华北的指挥权交给傅作义，把武汉和徐州的指挥权交给白崇禧的时候，他是看到长江以北已经完了，打算把自己的嫡系撤退到长江以南去。但是他的计划已经来不及实现。南线和北线，蒋介石都没有什么完整的战线了。北线的太原、保定、承德、大同、归绥诸点早已互相不能联结了。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诸点的联结亦时被破坏。南线也是如此，徐州、汉口、西安三大中心已经不成一条什么战线。这只是三个据点及在这三个据点附近摆了三堆军队，当然不成什么战线了。长江以南，国民党的战线还没有建立，并且是建立不起来的了。对于这种形势，不但蒋介石的左右，而且连蒋介石自己在内，无不极度悲观。据悉，蒋介石由沈回平，闻锦州失守，极度悲痛，召开军事会议，谋求“死里求生”。其他消息称：辽西廖耀湘兵团全军覆没后，蒋介石在北平吐血，回南京后又连续吐血。蒋介石回南京以后，一方面是面对着徐州的危急情况，另一方面是面对着金圆券和限价崩溃后经济战线特别是粮食的危急情况。上海的米价一周内由每石八十金圆涨到一千八百金圆,南京的米荒使十日一天内一百家米店被抢。南京行政院长一职自翁文灏辞职后至今无人敢就。南京的要人们纷纷准备向两广及台湾逃难，并谈论着迁都广州的问题。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之流正在活动着逼迫蒋介石“下野”。为了准备下一步，为了夺取“反蒋”的领导权，蒋介石嫡系中的某些分子也参加了这个活动。被称为官方反派的特务分子“立法委员”刘不同，公开著文主张蒋介石出国并“恢复和平”。他们的目的是想用“和平”的方法替反动派保留下一些力量。因此他们的活动，与人民反对反革命内战的斗争所遭遇者相反，并未受过禁止。但蒋介石现在还不愿接受他们的建议。蒋介石在八日发表演说称：“我个人平生做事的态度是一件事不开始则已，一开始就一定要求其成功；任何职责不轻易担任，一经担任就决定负责到底。”这是说，你们要我下台，我是不想下台的。蒋介石安慰他的部下说：“这次东北军事虽然失败，但在关内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基础丝毫没有动摇。与共匪实力比较，仍然居于优势。”这只是在说谎。蒋介石的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基础根本上已在崩溃，他的什么“优势”已经不存在了。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改稿原件刊印。

*这是新华社的述评。


蒋介石“引退”真相*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新华社陕北二十二日电】国民党政府伪总统蒋介石在二十一日以“因故不能视事”的名义宣告“引退”，而把职务“依据宪法”交给伪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李宗仁是美国政府久已内定在必要时机代替蒋介石的工具，正是因为这样，美国人才支持他当了伪副总统。美国政府在去年十二月以来曾用各种方式再三催促蒋介石退到幕后去。据去年十二月十八日合众社上海电称：杜鲁门曾于去年十二月直接致函蒋介石，问他“是否已考虑他辞职或继续执政的问题”。但是事实上蒋介石并没有宣布辞职。蒋介石宣布的是“因故不能视事”，暂时离开南京，他仍然是国民党政府的“总统”。蒋介石所发的“引退”文告中说了一句“李代总统”，随即由中央社更正为“李副总统”，以免人们关于蒋介石的“总统”地位继续存在一点发生任何误会。蒋介石在“离职”以前对于继续反革命战争作了新的安排，以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和台湾警备司令，蒋经国为台湾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主席，方天为江西省主席，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为广东省主席，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于十九日作出“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的荒谬决议的同时，通知驻南京各国使节迁往广州。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实际权力仍然操在蒋系和蒋介石本人手里。一切迹象，都表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没有任何愿意接受真正的民主的和平的诚意。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改稿原件刊印。

*这是新华社的消息。


北平解放*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新华社陕北三十一日电】世界驰名的文化古都，拥有二百余万人口的北平，本日宣告解放。北平的解放是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军事发展和政治发展之一。原有国民党反动军队及其军事机构大约二十万人左右据守的北平，乃是执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所宣布的八项和平条件以和平方法结束战争的第一个榜样。这个事实的发生，是人民解放军的十分强大，所向无敌，国民党反动军队中的广大官兵战意消沉，不愿再作毫无出路的抵抗，和北平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拥护真正民主和平的结果。北平的国民党主力现已开至城外指定地点，人民解放军定于本日开始入城接防。北平的人民久已象亲人一样地渴望着人民解放军。在知道了人民解放军即将开入北平之后，北平的工人、学生、市民连忙热闹非凡地筹备着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因国民党全部出城之一再延期而感觉不耐。人民解放军即将和平地开入北平的消息，使这个古城突然恢复了青春的活力，从一月二十三日起物价顿然下降。街道上重新拥挤着欢天喜地的行人，他们到处探听着解放军入城的确实日期，询问着和传说着解放军和共产党的宣传品的内容。北平的和平谈判曾经进行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事实上，从去年十二月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北平的一天就已开始接触，但是直至天津解放的前夜，傅作义将军还不愿意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条件，因而使谈判未获结果。开始时期傅作义还梦想着作绝望的抵抗，随后又梦想着率部逃跑到绥远，或太原，或青岛、上海，并与蒋介石信使往还不绝，对于与人民解放军的和平谈判采取敷衍的态度。傅作义直系主力在新保安和张家口被歼，以及国民党整个军事政治形势处于绝望境地，动摇了他的原定计划。一月十四日，中共毛泽东主席宣布八项和平条件，十五日天津迅速解放，十六日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将军、政治委员罗荣桓将军向傅作义送出关于北平和平解决办法的公函。这些事变，促使傅作义将军决心接受解放军的提议，谈判才得到进展。双方的谈判决定：为了便于移交和接管，在过渡期间，成立七人的临时联合委员会，人民解放军方面四人，傅作义将军方面三人，以叶剑英将军为主任。这个委员会在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领导之下工作。双方协议：开出城外的傅作义将军所部全军在大约一个月后开始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双方又协议在过渡期间，北平市内的各级行政机关、企业机关、银行、仓库、邮电机关、报社、学校、文化机关等，一律暂维现状，不得损坏，听候处理。北平的解放基本上结束了华北的战争。中国北部的河北、察哈尔、山东、山西、绥远五省及河南一部，现在只有太原、大同、归绥、包头、五原、临河、青岛、安阳、新乡等少数地方尚未解放，这些地方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如果不愿意跟随北平的榜样，就只有跟随天津的榜样。天津是在二十九小时内经过战斗解放的，守城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全部解决，其高级将领全部被俘，其中拒绝和平解决、坚持抵抗到底并严重破坏人民生命财产的首要分子，将被审讯判罪。北平的解放对于长江以南及其他地方的解放也指出了一个榜样。全国人民要求战争罪犯们统率的所有执行“戡乱剿匪”伪令，屠杀中国人民的一切反动军队，都能象傅作义将军及其所部一样地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条件，这将证明他们确有诚意实现真正的和平。傅作义将军在过去两年半中是积极执行“戡乱剿匪”伪令的一人，因此成为战争罪犯之一。但是，人们相信，既然他现在接受人民解放军的和平条件，率部出城听候改编，那么，只要他今后继续向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向走去，他就有希望取得人民的谅解，允许他将功折罪。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改稿原件刊印。

*这是新华社的消息。


祝上海解放*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上海的解放，引起了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类的欢呼。这是因为，第一，上海是中国的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经打倒了自己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第二，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基地，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已经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这两种情况，使得上海的解放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上海的命运实际上是近代中国历史的缩影。在一方面，帝国主义的冒险家们曾经把上海看成是自己的乐园，在上海制造了种种盗劫、屠杀、侮辱和愚弄中国人民的罪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一个大走狗，中国封建主义的最后一个暴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集大成者蒋介石，就是由上海的流氓组织起家，因为造成了上海工人的大流血得到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喝采，建立起他的以上海买办经济为基础的二十二年的黑暗统治，并且直到最后，还以屠杀和破坏来向上海人民告别的。在另一方面，上海又是近代中国的光明的摇篮。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长时期间它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虽然在反革命势力以野蛮的白色恐怖迫使中国革命的主力由城市转入乡村以后，上海仍然是中国工人运动、革命文化运动和各民主阶层爱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堡垒之一。上海的革命力量和全国的革命相配合，这就造成了上海的解放。

上海的解放当然要加速完成中国内外关系的一系列根本变化，这些根本变化当然要使新中国的地位一天比一天光明。在上海、南京、杭州、九江、南昌、汉口、西安等枢纽城市解放以后，中国的反革命已经被打碎成为零星的小股，逃入边远的地区，而这些仓卒筑成的反革命巢穴也决不能维持多久。中国在短期间虽然还必须负着战争的最后阶段的负担，但是生产建设已经成为一天比一天重要的课题。上海和其他中国大城市在以前曾经不能够顺利地发展生产，并且常常成为生产的障碍物，这种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革命的敌人恐吓中国人民说：你们不敢占领上海，因为你们无法管理它，除非你们向我们屈服。这些大言不惭的人们并且设定种种的图案来安慰自己和互相安慰。但是现在不是他们在赌博场中继续赢钱的时候了。他们在中国的问题上已经再三失败，如果他们不相信中国人民能够把上海管理得好，那么他们只能再增加一次失败。上海是一个生产的城市和革命的城市，在反革命统治被捣毁以后，这个特征将要显出伟大的威力。上海的几十万工人，几十万其他劳动人民，几十万知识分子，和有爱国心的民族资产阶级，现在是第一次不受压迫地联合在一起。上海和全国的其他城市，和全国的乡村，现在也是第一次不受压迫地联结在一起。尽管因为战争，因为敌人施行了长期的破坏，并将以隐蔽的方法继续破坏，还因为缺少成熟的经验，在前进的道路上必然要遇到各种意料之内和意料之外的困难，我们决不可轻视这些困难，谁要是轻视这些困难，因而不去采取认真想法克服这些困难的步骤，我们就会要犯极大的错误；但是这些困难在上海各民主阶层的协力奋斗之下，在全国各民主阶层的协力奋斗之下，没有不可以依靠自己而克服的。

上海是一个世界性的城市，所以上海的解放不但是中国人民的胜利，而且是国际和平民主阵营的世界性的胜利。对于解放了的上海和解放了的中国，世界上的不同人物表示了不同的反应，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并且是有益的，因为这使中国人民可以很容易地认识他们的面孔。中国人民对于国际事务早已宣布了鲜明的立场，其最近一次便是四月三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将军的声明。李涛将军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政府愿意保护从事正常业务的在华外国侨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的基础之上，首先是各外国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政府不愿意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带威胁性的行动。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将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这个声明是公平合理的。毫无疑问，中国人民是支持这个声明的立场的。中国人民愿意在上海或在其他任何地方和任何外国人民友好合作，但是若干外国的政府不但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和国民党反动派站在一起反对中国人民，那么，人们之认为这些政府是采取了一种对于中国人民的不友善态度，当然没有什么奇怪。这些外国政府如果愿意开始从中国事变中吸取教训，那么，它们就应当着手改变它们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采取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改稿原件刊印。

*这是新华社的社论。


中共中央电贺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

【新华社北平一日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贺二日在北平开幕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电文如下：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诸位代表们：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的代表大会现在在北平召开，正值人民革命取得了基本胜利的时候。自从一九一九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已经三十年了，文学艺术工作者的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大会还是第一次举行，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人民革命的胜利，人民政权的建立，是决定一切的。如果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人民政权的建立，进步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团结，进步的文学艺术工作就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获得自己的发展。我们中国是处在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情况中。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的道路。我们相信，经过你们这次大会，全中国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必能进一步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藉以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藉以配合人民的经济建设工作。现当你们的会议开幕之际，特向你们致贺，并祝你们成功。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改稿原件刊印。

*这是新华社根据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中共中央贺电编发的消息。


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二十二周年

(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一九二七年的八月一日，是中国人民的先进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着打破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反革命，而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日子。这是中国工农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的日子，实际上，这又是人民民主的新中国诞生的日子。当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唆使下把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的时候，“八一”起义则把中国离开黑暗的道路，引向光明的道路，指出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严重的武装斗争，必定可以到达光明和胜利。南昌起义及当时全国各地的许多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的。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反动派宣布了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即决定率领人民反抗蒋介石反革命。“八一”南昌起义就是当时一连串革命起义的第一个起义。从这次起义到现在，业已二十二年了。当时的青年人，现在已经是中年了，当时的中年人现在已经是老年了。但是革命则终于胜利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同志这样观察了当时还处在极端艰苦而且还极其弱小的人民军队的前途。经过二十二年来的斗争，毛泽东同志的科学预见完全变成了现实，人民解放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已经打出了一个即将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人民民主的新中国。

人民解放军的力量的总根源是人民。毛泽东同志在其《论联合政府》上写过：“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因为“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这个军队是保护人民和压迫反动派的工具，完全区别于过去一切统治阶级的作为压迫人民和保护反动派的工具的军队。这个军队的主要成份是农民，是在农民解放的基础之上组成起来的军队，但是这个军队也完全区别于中国历史上任何农民战争的队伍。

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的特点：

第一，人民解放军是在中国近代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军队。这是过去中国历史上没有过，也不可能有的。这个特点决定了以下的特点。

第二，人民解放军是有思想的同时也就是有崇高理想的军队。这个军队贯串了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贯串了关于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教育，每一个战士能够自觉他们是为什么而打仗，懂得中国革命的现在与将来。这个军队的成份是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工农占百分之九十左右，革命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左右，而革命知识分子则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但懂得用革命精神教育军队，坚决地执行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及其各项具体政策，而且懂得革命的前途是什么，即是说革命将经过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稳步地发展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第三，人民解放军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有高度集中纪律的军队。这种民主制度和高度集中纪律的制度，使他们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都能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持自己的高度战斗力。

人民解放军的这三个特点是互相联系的，缺一不可的，而第二第三这两个特点，正是表现了无产阶级领导这一个特点。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也就是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形成这样有思想的与有自觉纪律的军队。

这三个特点乃是毛泽东同志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在人民解放军中的领导所达到的结果。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在中国共产党中和在人民解放军中开展了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反对了忽视武装斗争的投降主义，另方面又反对了忽视群众工作的单纯军事观点。一方面反对了反映旧雇佣军队的军阀主义，另方面又反对了反映旧式农民战争的“流寇思想”。一方面反对了战略问题上的保守主义，另方面又反对了战略问题上的冒险主义。而在一切问题上，则坚持了与发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方针。正是毛泽东同志这一个领导，形成了这个人民军队的完整的建军思想、建军原则与建军制度，形成了这个人民军队的完整的战略与战术，而引导这个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以至成为无敌的力量。

在一九三九年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上，毛泽东同志对着党内若干不信任人民武装力量的同志们，这样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在一九四五年写的《论联合政府》上，毛泽东同志又对着党外某些在人民军队问题上发生动摇的人们，这样指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现在一切情况都很明白：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强大的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军队，旧中国便不能破坏，新中国便不能建立。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在二十二年的长时间中集中精力创建和经营这个人民军队，是一个关系了全国人民命运的工作。

二十二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的斗争中所遇到的艰难困苦，是在人类的政治史上和战争史上所少见的，或者说，几乎是没有前例的。然而我们都一个一个地加以战胜了。这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战斗英雄主义的集中表现，这又是毛泽东同志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结果。对于我们现在与将来所临到的建设事业来说，这些依然是重要的教训。这种教训就是说：我们在过去既然有能力克服军事上那样史无前例的重重困难，那末，在现在和将来，我们也就有能力去克服那种在经济上及其他一切所不可避免地要遇到的重重困难。这类的困难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与旧中国的落后所给我们的，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依靠什么去克服困难呢?我们依靠的，仍然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战斗英雄主义，是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智慧指导。毛泽东同志说：“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加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智慧，那末，象我们在军事战线上的胜利一样，我们在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战线上也必然会赢得胜利。

现在全国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都深切地信赖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但是有些新解放区的人民（其中包括好心的热忱的知识分子），在天灾人祸和敌人封锁所造成的经济困难和个人生活困难面前感到了惶惑，这是因为他们还是刚刚被解放，还没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克服困难的斗争经验。二十二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驱逐敌人建立人民政权的区域，必不可免地要经过一个困难的时期。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但须付以必要的时间和艰苦的努力。有些地方，有几个月或者一年的时间就够了，有些地方则须经过两年、三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使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工作完全脱离敌人所造成的旧的混乱的轨道，而完全走上新的巩固发展的轨道。为着克服困难，必须完成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这就是：(一)消灭封建势力，使农民得到土地；(二)实行精兵简政，简省国家开支；(三)在上列两项基础之上初步地恢复和发展一切有益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没有这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所谓克服困难，只是一句空话。而要完成上述几项工作，在新解放的南方和西北各省，一般地说来，必须准备付以三年左右的时间，过于性急是没有用的。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我实行封锁政策的条件之下，还须加上一条疏散人口的工作。

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不管什么样的困难也不怕，人民解放军的二十二年的斗争史给了我们这样一种经验和信心，只须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明了自己所遇困难的性质，坚决地执行克服困难的各项根本政策，我们就能达到目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改稿原件刊印。

*这是新华社的社论。标题是毛泽东改的，原题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


迅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

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八月十三日在北平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毛主席又说：一俟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毛主席的这个号召，得到了全国各地的热烈响应，现在南京、天津、杭州、武汉等城市都已经或正在纷纷召开各界代表会议。

事实证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一个城市解放后，在实行军事管制的时期，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最好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要比临时参议会好得多，它可更广泛而有效地联系群众，并洗涤旧的政权机构的官僚主义的遗毒，使人民政权在群众中面貌一新。而成立临时参议会，则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国民党统治时代召开过的参议会而发生不良印象；并且因为它是一个咨议机关，而在组成的成份上又往往不容易做到有广大的代表性，因而也就不可能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它又要比各界、各业的座谈会能更经常而宽广地联系群众，因为它可经常地定期召开代表会议，通过各界代表沟通政府与人民的关系。而各界、各业的座谈会，虽然是城市刚刚解放时传布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并征询各方意见的良好方式，但它只是临时性质，缺乏固定的组织，不能解决与群众的经常的联系问题。经过各界代表会议，通过各界代表在会内会外的活动，可以把各阶层人民的意见集中起来，使人民政府能够更清楚地了解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以及目前存在着的问题，更准确地规定施政方针和重要措施；同时，又可以把政府的施政情况和政策法令传达到各阶层人民中去，取得群众的拥护，成为人民群众自己的行动纲领，吸引广大人民来积极地参加城市的各项建设工作。另一方面，经过各界代表会议，通过各界代表的讨论和工作，又可使各阶层人民由其本身利益出发的不同主张、要求和意见，得到充分的申述和沟通的机会，特别是诸如公私关系、劳资关系、房客和房主关系等这些涉及广大人民生活而又最易发生纠纷的重大问题，可以谋取一致的协议，使各界人民能在人民政府领导下更亲密地团结起来，而人民政府在今后施政方面也能更全面而妥善地照顾各阶层人民的利益。所以，凡是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且真正开得成功的地方，人民政府的施政效率都有很大提高，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联系也更加密切了。北平便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在各界代表会议以后，有些人说：他过去对于共产党要实现民主，是不大相信的；因为他所了解的民主是抽象的、形式逻辑的。而在参加过各界代表会议以后，才领会了民主制度的意义，领会民主和专政是怎样结合起来的，领会人民民主专政是何以成为必要的。

可是，直到今天，有些城市的党政领导机关对于各界代表会议的性质、意义和作用，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有些人认为军事管制时期不宜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否则便会妨碍军管会的职权，影响社会秩序的迅速建立。他们不知道虽然是在军管时期，还是应当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因为在军事管制时期，我们的工作人员有很多是由外地调来的，他们暂时还与当地群众缺乏联系，了解与反映情况难免和实际有距离，而各界代表会议网罗当地各界人民代表参加，正可成为军管会、人民政府与当地人民联系的纽带。各界代表会议的召开，不但不会妨碍军管会的职权，相反地，只会增强政府的工作效能。因为实施军事管制的目的，是在于顺利地接管机关企业，建立革命秩序，发动和组织人民力量，肃清残余敌人，镇压反革命活动和恢复生产事业；而各界代表会议则正是能够团结人民，协助人民政府，促进上述目的的实现。各界代表会议的职权是由军管会和人民政府赋与的，它是过渡时期人民参与政权建设的机关，到了条件成熟时并可赋与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以便过渡到普选的全权人民代表大会。因此，只要我们领导得好，是不会与军管制度发生任何冲突的。

那么，怎样才能把各界代表会议开好呢?根据各地已有经验，至少应该注意如下三点：第一，是开会以前必须有充分的准备。参加各界代表会议的人数，应当视城市大小和工作情况决定，但每个代表应该真正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在组成的成员方面，一方面应注意纯洁性和严肃性，禁止反动分子参加，否则便会影响人民群众对各界代表会议的威信；另方面又应注意其广泛性和灵活性，应该吸收各工厂、各学校、各机关、卫戍部队、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层的代表参加，以便市内各种不同的人民群众都能经过他们的代表与人民政府发生密切的关系。工厂、学校、机关、部队的代表，如果条件具备，应尽可能经由群众大会推选，以增强其代表性。在会议以前，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必须准备合乎实际情况的工作报告，以便与会代表了解和讨论政府的工作。同时必须事先与代表们协商，征求群众的意见，准备一个至数个与本市广大人民生活有关而又迫待解决的中心问题，例如解决粮煤供应、精简节约、疏散城市多余人口、调处劳资争议、沟通城乡贸易、取缔投机奸商活动、恢复和发展公私经济事业、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等，提交会议讨论，并务期得到确实结果，作出成文决议，以便贯彻实施。

第二，会议时间不要太长，但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吸收各界代表参加会议中的各项工作和活动，使大家都能贡献力量。政府的工作报告和会中的重要提案，应该允许代表们进行充分的讨论，启发大家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能够得到反映，而政府的施政措施也能得到代表们的了解。人民政府应该虚心倾听代表的意见，了解人民的生活和要求，对于一切善意的和正确的建议都应表示接受。但成立任何决议应十分郑重，不要草率从事。在讨论中，就应引导大家研究本市实际情况，了解施政重心，分别轻重缓急，以便对于各种议案作出切实可行的不同处理办法：凡必要的而又可能办到的即应该办，凡必要的但目前还办不到的即应缓办,凡不必要而又不可能办到的则不应办。

第三，要使各界代表会议得到确实的效果，在会后贯彻会议的精神和决议，便是十分重要的事。在会议闭幕以后，应该发动代表们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台和群众集会场合，向各工厂、学校、团体、机关,向他们所代表的单位和群众，进行传达和报告，并发动人民群众讨论政府的工作报告和会中的重要决议，使会议的决议真正为群众所了解和接受，成为群众的行动。这就是说，要使各界代表的活动由会议中推广到群众中去，把一个代表会议化成无数的大会、小会，使代表会议的决议成为广大群众自己的决议。这样，各界代表才真正尽到代表的职责，各界代表会议才能起到联系群众的作用，人民政府和各界代表会议与广大群众间的联系才会密切起来。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不但在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一律应当召开，在新解放区的县也应一律召开全县性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为人民政府与各界人民群众发生密切联系的机关，其重要性，和城市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一样的。区与乡则召开农民代表会议，但应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参加。老解放区，凡属条件成熟的地区，则应召开普选的全权的人民代表大会；凡属条件尚未成熟的地区，亦可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为过渡。总之，不论是过渡性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或是全权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必须召开。召开是正确的，不召开是不许可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改稿原件刊印。

*这是新华社的社论。标题是毛泽东改的，原题为《迅速召开各界代表会议》。


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

(一九五一年六月六日)

语言的使用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条件，是每人每天所离不了的。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对于我们的思想的精确程度和工作效率的提高，都有极重要的意义。很可惜，我们还有许多同志不注意这个问题，在他们所用的语言中有很多含糊和混乱的地方，这是必须纠正的。为了帮助同志们纠正语言文字中的缺点，我们决定从今天起连载吕叔湘、朱德熙两先生的关于语法修辞的长篇讲话，希望读者注意。我们的语言经历过多少千年的演变和考验，一般地说来，是丰富的，精练的。我国历史上的文化和思想界的领导人物一贯地重视语言的选择和使用，并且产生过许多善于使用语言的巨匠，如散文家孟子、庄子、荀子、司马迁、韩愈等，诗人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关汉卿、王实甫等，小说家《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三国志演义》作者罗贯中、《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等。他们的著作是保存我国历代语言（严格地说，是汉语)的宝库，特别是白话小说，现在仍旧在人民群众中保持着深刻的影响。我国现代语言保存了我国语言所固有的优点，又从国外吸收了必要的新的语汇成分和语法成分。因此我国现代语言是比古代语言更为严密，更富于表现力了。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是使用这种活泼、丰富、优美的语言的模范。在他们的著作中，表现了我国现代语的最练和最精确的用法，并给了我们在语言方面许多重要的指示。我们应当努力学习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继续发扬我国语言的光辉传统。

但是，如果根据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关于语言问题的指示来检查目前的报纸、杂志、书籍上的文字以及党和政府机关的文件，就可以发现我们在语言方面存在着许多不能容忍的混乱状况。

先拿词汇来说。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象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象一个健康的人。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见《反对党八股》一文)鲁迅先生的文字，正是体现了这些原则的模范。鲁迅先生曾经特别指出要反对“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对于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的这些指示，很多人没有认真执行，甚至根本没有记在心上。他们不但不加选择地滥用文言、土语和外来语，而且故意“创造”一些仅仅一个小圈子里面的人才能懂得的词。他们对于任何两个字以上的名称都任意加以不适当的省略。直到最近，我们还可以从地方机关的文件中看到“保反委员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抗援运动”(抗美援朝运动)、“建网工作”(建立宣传网工作)等等新造的略语，以及“美帝”（美帝国主义）、“双减”(减租减息)、“生救”(生产救灾)、“匪特”（土匪特务）等等老牌的略语。这种混乱现象大部分发生在报纸杂志的文章和党组织及政府机关的文件上，并且被这些文章和文件所推广，以致滥用省略成为通病。

更严重的是文理不通。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都是精于造句的大师。他们所写下的每一句话都有千锤百炼、一字不易的特点。毛泽东同志痛恨文理不通的现象，因为只有学会语法、修辞和逻辑，才能使思想成为有条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东西。但是我们还只有很少的人注意到这个方面。我们的学校无论小学、中学或大学都没有正式的内容完备的语法课程。我们的干部无论从学校出身的或从工农出身的，都很少受过严格的语文训练。他们常常在正式的文字里，省略了不能省略的主语、谓语、宾语，使句子的意思不明确。他们常常使用组织错误的和不合理的句子。有着这种错误的句子甚至还出现在大量发行的报纸和杂志上。下面的例子是随便从报纸上摘引来的：

“我们非要加紧抗美援朝才能保家卫国不可”(五月五日重庆《新华日报》第二版)；

“青年团东北委员会、东北学生联合会联合发表演说”(二月二十二日沈阳《劳动日报》第一版)；

“取得了某些收效”（二月二十四日《东北日报》第二版）；

“这五万万人，自古以来就是勤劳勇敢的”（五月二十五日西安《新青年报》第三版）。

以上四个例子的前一个有语法错误，后三个不合理。既然报纸上不时地出现这种情形，那就应当当作一种问题，采取严肃的办法加以解决，而不应当诿之于一般作者和编辑文化程度太低。让我们再一次引用苏联航空工程师、科学院通讯院士雅可夫列夫所转述的斯大林的话吧：

“斯大林不能容忍文理不通的现象。当他接到字句不通的文件时，他就气愤起来。

——真是文理不通的人!但若责备他一下，他马上就会说他是工农出身，藉以解释自己文盲的原因。这种解释是不正确的。这是不爱文化和粗心大意的原故。特别在国防事业中，更不允许拿工农出身来解释自己教育程度的不足，来解释自己没有技术准备、粗鲁或不通事理。因为敌人绝不会因我们的社会出身而向我们让步。正因为我们是工农，我们更应当在一切问题上都有周详完备的准备，毫不亚于敌人才对。”(见《论伟大而质朴的人》一文)

在整个的篇章结构上，我们许多同志的主要毛病是空话连篇，缺乏条理。毛泽东同志把空话连篇当作党八股八大罪状中的第一条，他说：“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去年六月二十二日，苏联进行那么大的反侵略战争，斯大林在七月三日发表了一篇演说，还只有我们《解放日报》一篇社论那样长。要是我们的老爷写起来，那就不得了，起码得有几万字。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唤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么?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鲁迅先生说：“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对于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的这些指示，我们同样有很多人没有执行。仍然有许多文章和文件是空话连篇、篇幅冗长的。有些文章和文件不但冗长，而且因为说了许多不必要的话，反而没有把事情说得明白。交代不明，眉目不清，也是常见的缺点。从这些文章和文件可以看出，有很多人没有用过功夫来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各种权威的文学和科学的著作，没有用研究这些著作来训练自己的思想，使自己的头脑趋于精密和有条理，所以就不能把存在于事物内部的条理正确地在文字上表现出来了。

这种语言混乱现象的继续存在，在政治上是对于人民利益的损害，对于祖国的语言也是一种不可容忍的破坏。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纠正这种现象，以建立正确地运用语言的严肃的文风。

应当指出：正确地运用语言来表现思想，在今天，在共产党所领导的各项工作中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在国民党及其以前的时代，那些官僚政客们使用文字的范围和作用有限，所以他们文理不通，作出又长又臭的文章来，对于国计民生的影响也有限。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就完全不同了。党的组织和政府机关的每一个文件，每一个报告，每一种报纸，每一种出版物，都是为了向群众宣传真理、指示任务和方法而存在的。它们在群众中影响极大，因此必须使任何文件、报告、报纸和出版物都能用正确的语言来表现思想，使思想为群众所正确地掌握，才能产生正确的物质的力量。

我们是完全能够做到这一步的。我们的同志中，我们的党政军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中，我们的文学家教育家和新闻记者中，有许多是精通语法、会写文章、会写报告的人。这些人既然能够做到这一步，为什么我们大家不能做到呢?当然是能够的。中国语言的规律并不难学。帝国主义国家的某些所谓学者和中国的买办，在过去几十年来一贯地污蔑中国语言“没有规律”，“不科学”，事实上是他们没有学通中国语言。我们应当坚决地反对这种污蔑。我们应当坚决地学好祖国的语言，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改稿原件刊印。

*这是《人民日报》的社论。文中关于《反对党八股》的引语，根据《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作了校正。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动群众的关键何在?*

(一九五二年一月四日)

目前全国各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虽然已经先后开展起来了，但是，这个运动的发展还很不平衡、很不普遍、很不深入。在各地区、各部门和各级机关中，运动发展的情况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好的、较好的和不好的。区别这三种情况的标志是群众发动的程度。凡是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的，运动就开展得好；初步发动了群众但发动得不充分的，运动的开展就还不够好；群众基本上没有被发动起来的，运动就不能开展或开展得很不好。目前有不少的单位、不少的部门、不少的地区是属于第三种情况的，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一切关心人民和国家利益的人，都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继续存在下去，而必须立即加以改变。必须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在一切党组织，一切政府部门和军事部门，一切国营和公营的工业、交通、银行、贸易的机关和事业，一切合作社组织，青年团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各级领导机关，以及一切和上述各方发生关系的私人工商事业，都应毫无例外地充分发动群众，把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形成一个广泛的群众运动，如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一样，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坚决进行到底。

群众没有充分发动或根本没有发动的情况是从何而来的呢?这里的主要关键就在于领导；而领导问题的中心就是要“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动群众，把运动领导起来。目前有的地方，运动开展得很好，很有力量，就因为那里的负责首长，把这个运动当作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积极主动地采取战斗的姿态，亲自“上前线”，毫无畏首畏尾、拖泥带水的模样。反之，目前所以还有不少令人不满的情况存在，就因为有些首长不负责任，不亲自动手，缺乏战斗精神，畏首畏尾，陷于被动，甚至于消极怠工的原故。

这些人既然身为首长(不管他是哪一级的首长)，为什么却不负责任、不亲自动手去发动群众呢?事实告诉我们，目前有两种人是不能发动群众的。一种人是对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重大政治意义认识不足的。他们不了解，对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严重现象，如果不加以彻底肃清，它们就要腐蚀我们的党，腐蚀我们的政府，腐蚀我们的军队，腐蚀一切财政经济机构和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使我们的许多干部人员身败名裂，给我们的国家造成极大的灾害，一句话，这就有亡党、亡国、亡身的危险。他们不了解这些，却把这个运动视同等闲，采取了官僚主义的态度，把自己的领导责任，委托在助手或秘书等人身上。群众看到领导人的这种态度，也就タ徨观望起来。这种人是政治嗅觉不灵敏而有官僚主义作风的，他们现在应该猛醒过来，再也不应该犹疑了。

另一种人是自己手上不干净，他们害怕发动群众对自己不利，因而多方掩饰贪污浪费的现象，找出各种借口，对运动的领导采取消极怠工、阳奉阴违的态度，有些甚至公开出面抵抗。事实上，他们在运动中已经处于极端被动的地位。如果他们仍不觉悟，并且继续采取怠工和抵抗态度的话，他们就必然成为群众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障碍，成为群众斗争的对象。

事实上群众对于一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行为，是决不能容忍的。群众是一定会在中央号召之下行动起来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是坚决领导和支持这种正义的群众斗争的。任何人也休要妄想抵抗这个神圣的斗争，任何负责人员也不容许忽视或放弃领导这个斗争的责任，任何人也不可以怠工。那末，正确的态度应该怎么样呢?正确的态度是公开检讨、争取主动。如果自己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就应该认真地公开检讨自己的官僚主义，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继续领导群众。如果自己手上不干净，更应该公开地向群众坦白认错，毫无保留地向群众交代清楚，并且让群众毫无顾忌地揭发和检举一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错误或罪恶。

如果有人执迷不悟，胆敢违抗中央指示，阻碍群众运动，无论他的职位有多么高，资格有多么老，他的上级都应该坚决把他撤职。如果因为自己手上不干净而阻碍群众运动的，就不但应该撤职，还应该受到法律处分；如果他是共产党员更应该受到党的纪律处分。

毛泽东同志远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就已经强调地指示我们：“绝对不容许再有各自为政、闹独立性、破坏政策、破坏法令、侵害人民利益、各单位互相斗争、互相妨碍、以及干部中贪污赌博等现象再行发生。如再有这类现象发生，必须严申纪律，轻者批评，重者处罚，决不可对他们纵容，反而美其名曰‘宽大政策’。”毛泽东同志又指出，对于“不称职的及犯贪污腐化错误的人必须调动工作，有些特别严重的并须予以应得的处罚。”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阻碍群众运动的人，也不外这两种。采取官僚主义态度而不发动群众的，就是不称职的人；因为自己手上不干净而不发动群众的，就是犯贪污腐化错误的人。对于这两种人难道还有丝毫理由不应该严申纪律吗?

当然，对于所谓“手上不干净”的，还应该区别轻重大小，经过深入的调查，实事求是地分别处理。同时，对于一贯忠心耿耿为人民革命事业奋斗有功，偶尔失足，错误不大而能迅速坦白检讨的，也应该考虑减轻处分或免予处分。但是，象刘青山、张子善等大贪污犯，则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宽恕的了。对于这样的叛徒和毒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党的威信，而是提高党的威信。只有坚决地这样做，才能使我们的党和人民革命的队伍坚强和巩固起来，永不再受剥削阶级思想的腐蚀。

这个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对于每个革命工作干部，特别是对于各地区、各部门和各机关单位的各级主要负责干部，尤其是对于其中的共产党员，是一个极重要的考验。它考验着我们的根本政治立场，考验着我们对于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在这个重大的政治斗争中，每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勇敢地站在最前列，坚决地领导群众起来斗争，迅速地取得完全的胜利。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改稿原件刊印。

*这是《人民日报》的社论。


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已经在昨天闭幕。这次会议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关怀和指导之下，着重地讨论了进一步开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这个讨论是适时的。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实行了将近三年，社会主义工商业每年都有巨大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和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优势已经越来越显著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看到，我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变革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不但是理有固然，也是势所必至了。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过去几年工作的基础上，今年已经开始走上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许多行业在各地方分别地进行全部公私合营的阶段，而这是我国现阶段国民经济的有计划的发展所迫切需要的。在这一情况下，特别是在全国农业合作化已经进入高潮以后，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对于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各项原则问题、办法问题和个人前途问题表示迫切的关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经过这一次会议的讨论，经过参加这次会议的各个代表回到本地以后的传达，我们相信，全国工商业者的认识可能要提高一大步，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也将进行得更好。

我国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和平改造的方针，是从一九四九年立国之初就确定了的。采取这一方针的根据，从政治上说，是由于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中，曾经在不同的程度上参加了革命或者采取了中立态度，而在参加这个革命的时候，曾经同工人阶级结成了统一战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们也采取了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立场。从经济上说，是由于我国经济落后，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有必要同愿意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经济上的联盟，以便于发挥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一定时期内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作用，维持工人就业，增加产品供应；而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也就便于用和平改造的办法来有秩序地把这些企业纳入社会主义的轨道，避免因突然变革所引起的损失。我国已经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强大的人民民主政权，建立了强大的和不断壮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并且得到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巨大援助，而资产阶级对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影响正在越来越小，大势所趋，只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唯一的光明道路。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面，就指出了“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且规定了“国家通过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它们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鼓励和指导它们转变为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

在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之下，由于国营经济机关、工商行政机关和私营企业中的工人群众的努力，也由于工商业联合会、民主建国会等组织和工商界爱国人士方面的协同努力，由于对工商界进行了团结教育工作，也由于对工商界进行了必要的严肃的斗争，六年以来，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不但对于国家的经济财政作了有益的贡献，而且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首先，大量的私营工商业转成了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今年上半年，根据二十二个省的统计，加工订货的产值已经占私营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十八点八；而根据北京、天津、上海等十二个大中城市的统计，加工订货的产值已经占私营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五点三。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在今年上半年已经达到一千九百多户，公私合营工业产值同私营工业产值相较，已经差不多达到三与五之比。在商业方面，凡是国营和合作社营商业已经掌握货源的私营主要行业，基本上已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其次，工商界的政治状况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一九五二年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以后，工商界重犯上述行为的情形已经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和减轻。私营企业中的劳资关系一般地也有所改善，工人的监督已经在许多企业中建立起来。大多数城市中的许多工商业者经常进行政治学习，因而对于社会发展的规律，国内外时事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提高了认识。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人民政府六年的教育下，在民主建国会、工商业联合会等组织的工作影响下，工商界中已经出现了一批爱国的、进步的分子，他们不但自己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而且能够推动其他的工商业者接受改造。他们将形成工商界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核心力量。

但是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决不是这样。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地用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来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即使是经过和平的道路，仍然是一场深刻的阶级斗争，在这里不可能想象不遇到许多人的抵抗，不可能想象不需要用国家的力量和群众的力量来克服这些人的抵抗。工商界中还有不少违法行为，还有一些压迫工人和收买工人的行为，还有许多抵抗社会主义改造的行为，这些行为都需要反对和制止。所有这些，都应该引起工人阶级、政府工作人员和一切爱国人士的严重注意。对于这一方面的情况，放松注意和丧失警惕，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今天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党和人民政府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还落在需要和可能的后面。无论在共产党内，在工人阶级内和在工商界内，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宣传教育工作还做得很少，许多思想上的混乱还没有得到澄清。同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实际工作也还没有引起各有关部门和全国各地方各城市的普遍重视。对于工商界的有系统的改造，对于全国经济发展所迫切需要的在改造私营工商业问题上进行统筹安排、全面规划的工作，还是仅仅在开始。

必须适应当前的经济和政治的新形势，加强党和人民政府在这一方面的工作。

第一，应该切实地统一党内和工人阶级内的认识。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必须依靠工人阶级，而为了充分地发动工人阶级的各方面的力量来进行这一艰巨的工作，就必须首先使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广大的工人群众对于这个问题得到统一的正确的认识。应该看到，党内和工人阶级内至今还有一些人是怀疑逐步地和平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这一方针的；必须向他们好好地讲清楚道理。从原则方面说，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排除过资本主义在一定条件下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马克思早就认为，在某种条件下，对于夺得了政权的工人阶级说来，“最便宜不过”的是向资产阶级实行“赎买”，以便实现社会主义的和平胜利。列宁在评论马克思的这一观点的时候说：“对变革的形式、方法和手段，马克思既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也没有束缚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的手脚，他非常懂得在变革时会有怎样多的新问题发生，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变化，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频繁而剧烈地变化。”列宁本人就曾经企图在一九一七年革命胜利以后的俄国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达到社会主义。但是由于那时俄国的国际国内条件，资产阶级采取了敌视苏维埃政府的态度，所以列宁的计划没有能够在广大的范围内实现。那时的形势，迫使苏维埃政府不得不采取迅速地剥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的手段。而在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前面所已经说过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具体情况，对于我国工人阶级说来，最适当的正是向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并且不是一下子赎买，而是在十几年的时间里逐步赎买。这种赎买的办法，即是工人阶级在这个时期内，在为了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生产的时候，也从利润中分配一部分给资产阶级，而不是由国家另外用一笔钱向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进行赎买。如大家所知，我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的分配分为四部分：一部分是国家收的所得税，又一部分是工人享受的福利费，第三部分是为了发展企业而设的公积金，这三部分共占企业利润的四分之三以上；第四部分才是分给资本家的不足四分之一的股息红利。资本家所得看来不算很多，但是，就全国统计，一年就有几亿人民币，积十几年之久，就有人民币几十亿之多，用来作为购买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的代价，是完全足够的了。以上是就原则方面说。再从事实方面来看，我国六年来的历史已经确定不移地证明，采取逐步地和平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不但是适当的，而且是充分有效的。象我们前面所说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工商业者六年来的变化，究竟是很小的成绩呢，还是很大的成绩?究竟是很慢的进展呢，还是很快的进展?没有疑问，应该说这是很大的成绩，很快的进展。可以说，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原来的面貌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改变。这种工商业已经不能不服从国家的管理、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阶级的监督。这种工商业现在已经有一只脚被带进了社会主义的门槛，而另一只脚也已经非跟着进来不可。谁要是不看到事实的这个主要方面，他的观察就不会是正确的。

第二，应该切实地加强对于工商界的教育，消除他们的怀疑顾虑，纠正他们的错误思想。赎买是对物的，即赎买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除这以外，还有一个对人的问题，即对资本家进行教育改造、适当地安排他们的工作等等的问题。过去六年的经验证明，对于工商界进行教育是收到了成效的，但是这种教育工作还进行得不普遍，不经常，特别在中小工商业者中是这样。应该纠正这种缺点，认真地普遍地把对工商界进行政治教育的工作组织好。这种教育工作应该有的放矢，针对着工商界的具体的思想状况。例如许多工商业者所以有一种不安，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认清社会发展的规律，还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应该告诉他们，他们是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的，这里的关键是在把自己的前途同社会的前途结合起来。在旧社会里，不但被压迫阶级，就是压迫阶级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旧社会的压迫者的路也是愈走愈窄，他们自己不断地互相倾轧，并吞，陷害，他们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投机往往要失败。解放以前我国多数工商业者的悲惨境遇，更足以说明，他们在那时候是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在今天的中国，情况完全相反。社会的前途对于所有的人都好比早晨的太阳一样明白，而所有的人只要沿着社会前进的方向前进，就都可以找到平坦而且广阔的道路。这种道路，对于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说来，就是放弃小私有制，接受社会主义的合作制。对于资本家说来，就是放弃资本主义所有制，放弃对工人的剥削，接受社会主义的国有制。资本家真正放弃了剥削，以劳动为生，他们的社会成份就不再是资本家，而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他们和工人、农民就没有矛盾了，他们就一身轻快不受社会责备了。这里说放弃剥削，不是说马上就要这样做，而是说现在要做思想准备，要在各城市的资本家的学习组织中逐步地适当地展开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如有疑问，要由适当的人加以解答，要准备经过公私合营、逐行逐业的改造，在条件成熟以后，最后达到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在那个时候，他们的工作是不是有问题呢?须知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也不会有经济危机的，只要不是懒汉，只要是愿意诚恳地工作的人，就永远不愁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做。因此，一切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爱国的工商业者应该认清这个前途，不但不要徘徊瞻顾，而且要主动地奔赴这个前途，这就是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这就不至于皇皇无主，不至于象“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一部分工商业者感觉自己年纪已经大了，恐怕做不了什么工作。如果是这样，那末，一则他们的子女将要接上来；二则凡是现在对于工商业的改造有贡献的，社会和国家都不会忘记他们的贡献。有人怀疑，到我国实现了三个五年计划以后还有没有统一战线?当然，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不存在了以后，统一战线的基础是变化了，但是属于不同的社会集团和不同的历史出身的一些人们在社会主义原则下的联合将还是需要的，有益的。共产党人既然没有在民主革命完成以后抛弃对于民主革命有过贡献的党外人士，在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以后，共产党人又有什么理由抛弃对于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有贡献的党外人士呢?又有什么理由不在工作上和政治上给他们以适当的安排呢?有人担心，资产阶级里面是有反革命分子的，曾经同反革命分子有过瓜葛的人就更多，因此他们恐怕不能够获得人民的谅解。不错，资产阶级里面是有反革命分子的，他们坚决反对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而且用实际行动来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人是必须按照他们的具体情况，有分别地加以惩处的，但是这种人只占极少数。仅仅在历史上同反革命分子有过瓜葛，不能就认为是反革命分子。这样的人只要坚决地断绝他同反革命分子的关系，并且尽可能使自己多做些有益于社会和国家的工作，使自己变为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仍然可以根据他的爱国行为得到人民的信任。当然，人们也不应该忘记，象我们在前面所说过的那样，工商界中目前还有许多人是对国家和人民抱着错误态度的，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改造还进行着不同程度的抵抗，他们对于工人群众还不尊重，对于社会和国家还有欺骗的行为。这些错误的态度和行为，自然不能同反革命分子的行为混为一谈，但是必须加以坚决的纠正。

第三，应该注意加强培养工商界进步核心分子的工作。既然改造工商业不但要经过国家的法令，而且要经过统一战线的工作来进行，显而易见，工商界中的进步核心分子在这上面就有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劳动模范有三种作用：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工商界的进步核心分子，如果在改造工商业的工作中真诚努力，也应该在不同的程度上起这三种作用，就是在工商业者中带头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作为协助改造工商业的骨干，作为人民政府和一般工商业者之间的桥梁。现在已经有了一批这样的进步核心分子，他们已经做了一部分工作。但是他们的人数还不够多，在各地方各行业中间的分布还不普遍，他们的觉悟程度一般地说来也还不够高，他们的工作还需要更多的督促、指导和改善。对于他们当然不应该要求过高，但是也不应该估计过低。必须让他们得到适当的工作的机会，有问题同他们商量解决，并且经常同他们接近，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使他们不断地在工作中和教育中得到更多的改造，得到更大的进步。各地方的共产党组织和政府机构、各公私合营企业的公方工作人员，必须对于这个问题真正给以重视，把现有的状况认真地加以检查和总结，以便有系统地、有长远打算地作出培养进步核心分子的计划，并且用持久不懈的努力加以实现。只有这样，才能依靠各方面的通力协作，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任务。

第四，应该对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作出全面的规划。随着国民经济的计划化程度的增加，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在各方面的迅速进展，对私营工商业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进行改造已经不能够完全适应需要了。全国私营工商业的各个行业，必须由国家统筹安排。除了一部分规模很小的私营工商业(例如个体手工业和小商贩)需要采取合作化的办法，或者继续采取加工订货、经销代销办法，而另一部分代销商业(例如粮食业)可以在适当时机直接转为国营以外，其余一切重要行业的私营工商业，都必须在加强加工订货工作和经销代销工作的基础上，分批分期地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地使这些私营工商业在供应、生产、销售之间，资金、设备、劳力之间，企业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避免相互脱节，达到平衡或者接近平衡。目前上海市轻工业的棉纺、毛纺、麻纺、造纸、卷烟、搪瓷、面粉、碾米等八个行业，已经采取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办法，把一百六十五户合并为一百零三户；重工业的船舶、轧钢、机锻、铣牙、动力锅炉、电器、机器、汽车配件、水泥、染料、石粉、造漆、电讯等十三个行业，也已经或者正在进行全部或者大部的公私合营，将由一百八十七个厂合并为五十三个企业。北京市除了对若干私营工业进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以外，在商业方面，也已经对棉布业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这些行业在这样的合营和改组以后，生产和经营中的困难减少了，效率提高了，每一户的合理利益都得到了适当的照顾，每一户对于自己的前途也都放了心。为了实行金笔、钢笔、铅笔业的全行业改造，上海的地方工业机关专门成立了一个制笔公司，吸收私营企业的重要人员参加工作，大大便利了合营、改组、逐户安排的工作的进行。这一经验证明，成立各种专业公司来主管对于私营工商业的各行业的改造，是实行统筹安排的一种必要的措施。在全行业合营和改造的条件下，关于利润的分配，原来的资本家按一定成数分得企业利润(即所谓“四马分肥”)的办法，显然是不适用了，应该逐步地推行定息的办法，使原有的私股按照具体情况适当地分得固定的利息。当然，由于原有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是无政府的，不可能有计划，不可能符合于整个国民经济的需要，因此，国家在统筹安排的过程中，必然要按照全社会的利益对原有企业加以合理的调整，应该多发展的多发展，应该少发展的少发展，应该停止发展或者淘汰的停止发展或者淘汰，而对于所有企业的原有从业人员，都应该按照具体条件，给以适当的安置。很明显，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面规划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的任务。在这一任务中，不仅需要注意经济上的安排，而且需要注意人事上的安排；不仅需要加强组织工作上的准备，而且需要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上的准备。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可以马上全部解决的。但是应该尽快地着手陆续作出规划，以便使工商业者更加明显地看到自己的前途，并且使整个工作的进展不落在客观形势的需要之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是我国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组成部分。正确地执行这个任务，无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有极大的重要性。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这是一个良好的基础。这次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会议，总结了过去的经验，讨论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的过程中是有重大意义的。在这一次会议以后，我们相信，只要有关的各方面能够统一认识，中央各有关部门和各地方都能够认真地克服过去对这一工作重视不够的缺点，加强领导，并且作出全面规划，这一工作就一定能够得到更妥善和更有效的发展，从而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得到比较大的进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改稿原件刊印。

*这是《人民日报》的社论。这篇社论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审阅过。毛泽东先后修改了两次，这里只把他的重要修改标示出来。

毛泽东的批语

乔木同志：

此件看过，可用，可以不再给我看了。作了两点修改：

(一)在第五页倒数第七行“镇压的”三字不妥，改为“按照他们的具体情况，有分别地加以惩处的”；(二)在第六页末行“私股”下加“按照具体情况适当地”九字，下接“分得”，此点请商陈云同志，是否这样较妥当些。

毛泽东

十一月十七日夜

胡乔木给毛泽东的信主席：十四日社论修改稿收到。对社论稿少奇、恩来、陈云、小平、维汉、涤新、拓夫、邓拓、冷西等同志也提了不少好的意见，昨十五日已据主席和他们几位的修改意见又改了一下。中央已把这个稿子印发给到会各代表，并要他们再提修改意见，在十八日午前汇齐，准备十九日定稿，二十日见报。现将昨天的修改稿校正一份送上(伯达同志处另送)。定稿以前主席想已返京，估计那时还会有些修改，所以主席若待那时再作最后审阅也可以。敬礼胡乔木十一月十六日晚